屡经磨难趋于成熟的一批人——谈如何认识“老三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工作研究

屡经磨难趋于成熟的一批人
——谈如何认识“老三届”
“老三届”，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中学生。“老三届”这一批人的年龄大体在三十三岁到三十八岁之间。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1966年“文革”开始时全国在校中学生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高中生约一百三十七万人，初中生约一千一百一十三万人。到1969年初，“老三届”已基本离校。他们当时的去向：家在农村的全部回乡，家在城市的半数以上插队或去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少部分人当兵，只有极少数人当了干部或职工。
教育部门的同志有一种估计：“1966届入学前夕，是我国中等教育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和积累，达到较好秩序和较高质量的时期。”没想到，这个教育、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很快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狂暴风雨的打击。
对于这场曾冠有“革命”头衔的“运动”，当时的中学生大多数奋起响应，这与其说表现了他们的单纯、热情，不如说显示了他们的幼稚和盲目。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运动”的热情逐渐趋于冷漠，有一部人发生了从积极参与到抵制的转变。“老三届”中的大部分，对“文革”的疑惑始于被分配去谋生以后。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又从“革命者”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生活的艰辛，群众的苦难，使他们开始认真地正视现实。他们深受“十年动乱”之害，在韧性的奋斗之中，逐渐认识到“十年动乱”的危害。除了“文革”初期那短暂的一瞬和极少一部分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幸运者（其中多数本来就应该上大学）之外，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老三届”基本上苦斗于社会的最基层，喘息于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或岗位，并经受了锻炼。
现在，正步入中年的“老三届”们，大多已有十六七年的工作年龄，多数分布于基层党政部门和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在那里发光发热。比如，北京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有“老三届”厂级干部二十八人，占厂级干部总数的18％，高于其它层次的领导干部。上海沪东造船厂有“老三届”职工一千五百余人，占职工总数的13％。去年有五十八人被评为厂级模范，占该厂模范的21％，有7人被评为公司级模范，占该厂公司级模范的35％。这个厂的“老三届”中，已有四百余人成为管理人员。郑州电缆厂有“老三届”高中生一百一十三人，现从事企业管理的和在生产第一线上的各占一半，大多胜任能干。总之，“老三届”的大部分人虽然是中等文化程度，但经过实践锤炼，各方面均趋于成熟，他们精力旺盛，正直、勤奋，大多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老三届”在其它层次和领域里出类拔萃者也为数不少。去年9月召开的全国首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中，与会者有“老三届”五十一人，占全体代表的40％，成为会议的主导力量。这几年经过考试去国外留学、进修的中国学生、学者里面，“老三届”也有相当部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属于“知青型”的将近一半。至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老三届”所占比例就更大了。
“老三届”在“文革”之前受过十年左右的正规教育和良好道德风尚的熏陶，“文革”中又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和艰苦的生活磨练，他们全面体验生活，深入了解社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体会尤其深切，他们在政治上日益坚定和成熟。长期基层工作的实践和逆境中的奋斗，使“老三届”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相比之下，他们也具有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当代的四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当然，那个“革文化命”的“运动”，给他们这一层人也造成了接受高等教育极不普遍的状况。一方面，他们还需继续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为他们学习、深造提供必要的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崔武年 阎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