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
陈涌
近几年来，我们文艺工作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者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萧也牧同志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可以作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作品的例子。
这两个短篇都写于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它们都曾在读者中间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中赞誉的词句我们是听到过很多的，有的说前者是我们模范的作品，因为它证明了即使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也能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亦即“两种思想斗争和真挚的爱情”。（注）
的确，文艺作者往往需要从“一件很平凡的事”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的，但首先还要看是什么样“平凡的事”，是否能表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的“平凡的事”，而且还要进一步看我们怎样去表现它。《我们夫妇之间》，写的的确大都是平凡的事，并且作者也的确打算从平凡的事里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一对出身不同的夫妇，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和工人出身（更恰当地说是农民出身）的妻子，他们在共同生活中思想感情发生了分裂，后来又重新得到结合，作者是打算从这具体事件里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问题的。
这作品有一些写得真实、令人感动的地方。例如，为了一个穷苦的小女孩无端被人猜疑有偷窃行为，那个做妻子的便感到愤慨、苦痛，这时候，我们会感觉得到站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一个具有天然的阶级感情的工人；而当她由于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受到批评时，她的那种勇于接受批评的态度，也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不易做到的。在这里，作者真实的表现了工人干部的一些特点。
但除了这少数地方外，作者又怎样描写了他的人物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呢？
作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描写这个工人干部和她丈夫的一些争论。在作者笔下，他们争论不休的，大都是些“平凡的事”，但也正如作者自己也不只一次的意识到的，都是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例如丈夫认为吃饭最好在比较堂皇的饭馆，而妻子却为了节省坚持去饭摊；丈夫认为应该抽烟而妻子却为此不满，因为她打算替小孩子做一件小褂；丈夫在得到稿费以后打算买皮鞋、香烟和冰淇淋，而妻子却在她丈夫实现这计划之前，暗地从他枕头下把钱拿走，寄给了她的母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情几乎都在他们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作者也总是绘声绘影地、一丝不苟地跟踪描写这一切细节的。但试问，这些“平凡的事”能表现多少“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呢？难道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过程中间发生的问题，便是这类问题么？
应当说，作者在这些地方是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的。
而且首先，那位叫李克的，经过长时间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怎么一进了城，见了有花的地毯、沙发、爵士音乐便发生动摇，便感到“新的生活开始了”呢？我们的干部又何其脆弱！我这样说也并不是打算否认我们有少数像李克这样的干部存在，而且，对于这类人物加以批判，对于广大的干部并不是没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除非作者同时正确地表现了李克这种思想产生的各种条件，否则，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
对于那位女工人干部，也应该有同样的看法。如前面已指出过的，作者一面写出了她某些工人的优点，但又写了她经常为了日常的琐事而争吵，而且这后一方面在这作品里是占主要地位的。问题只是作者自己也正如那位批评者一样以为这也可以表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依据作者的介绍，这位女干部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在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曾经领导过别的女工反对日本人的“扫荡”，也领导过女工在工厂失火时抢救机器，后来还当了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对于这样一个经过长时间锻炼的干部，就算她身上还带着一些农村的狭隘保守的观念，也怎么可以描写成为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
但我们的作者正是这样的描写了她的。
作者特别聚精会神地加以描写的她的许多形象，往往是令人难堪的。在作者笔下，我们这位女主角经常满口令人不忍卒听的骂人的话，例如“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而且还有更甚于此者。依据作者的描写，我们这位女干部是在进了北京之后好久才停止了使用那些骂人的口头语的。当然，依据这种看法，这位女干部如果不到北京，这个缺点大约是很难纠正，而且在农村里，像她一样的人，一定是很多的了。
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么？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前，鲁迅先生便曾经严厉地批判过类似的思想，他说：“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三十年前说过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的作者，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还有许多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位女干部丑化了的描写，例如写到她嫌饭馆吃饭太贵，拉了丈夫到饭摊去吃饭，作者特意写了这样一段：
“大概她见我（即他的丈夫——摘引者注）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而在另一段，写到丈夫对于农村的灾荒、对她的家庭不关心因而她生气了时，作者写道：
“……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
被作者这样绘声绘影地描写的我们这位工人出身的女干部，会给我们一种什么印象呢？我以为作者是应该知道，只有过去的讽刺小说才能有这种写法的。
当然，作者也可以辩解说，小说里所有关于这位工人干部的形象，都是通过她的知识分子的丈夫的眼光来表现的，而作者后来是表示批判她丈夫的看法的。但实际上，形象的力量总是远超过作者另外宣布的“态度”的力量，作者更真实的态度，是在他的作品的形象里面的。无论作者后来宣布什么，也是不能改变这位女工所给人的印象的了。
我们再来看“海河边上”。这是描写解放以后城市工人生活的作品。作者主观的目的大约是描写解放后工人自由快乐的生活，描写他们新的合理的婚姻关系。一个叫大男的男工，和一个叫小花的女工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共同身受过许多苦难。虽然彼此都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他们是互相爱恋着的。但由于一些误会，大男却常常感到小花心里爱着一个也是从小和他们在一起的叫宝才的工人，他为此常常发生嫉妒的感情。直到后来，他从小花口中知道了宝才已经和另一个女工结婚，他的疑忌才算消释，他和小花才正式的表白了彼此的爱情。
这便是这个短篇的梗概。由于作者巧妙的布局和对恋爱和对一些生活细节的细心的描写，这作品是很能吸引读者的。但这作品不能不令人感到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气氛。在这里，最吸引作者注意，而且也写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年青工人大男和小花的恋爱，而他们的恋爱，以至他们的个性，都是加上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趣味和想像的。作者写到他们从小就曾被看作“小两口子”，长大了更是形影不离，他们所做的事几乎都是一样的，“马小花参加了剧团，张大男马上也参加了。张大男参加了生产互助组，马小花也就报了名。马小花参加了青年团，张大男马上就申请入团……”不但这样，他们甚至外表也简直十分相像：
“旁人以为他们是兄弟俩；这样，这两个人的相貌仿佛也极相似了：都是细高条，长眼毛，直鼻梁，脸面虽然都有点清瘦，可是看起来——特别是他们那眼神，忽撩忽撩的，显得很清爽，很聪明……他俩穿着一个样式的网球鞋，胸前别着一个样式的毛主席像……如果再仔细看看他俩别在胸前的那‘服务证’，才知道是说差了——男的姓张叫大男；女的姓马叫小花，分明不是一家子。”
几乎整篇小说，都是用类似的笔调写成的。
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小花给大男提意见。小花说，大男“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都不赖，除了不好学习；就是生活上还有两个小缺点，”那两个“小缺点”呢？“第一，你好抽烟，又浪费又有味儿……”第二，“值不得一提——看你那小褂，谁像你呵？太拉塌啦！”于是作者接着描写大男的反应说：
“大男不好意思地笑了！心里有一种又高兴又难为情的滋味儿！”
这的确是写得“细致入微”的，但这样的“细致入微”有助于我们真实的了解工人的生活、工人的感情么？我想，读者是不应该不表示怀疑的。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这位被称为“生产上、工作上、学习上都不赖”的年青工人，许多地方都表现得十分狭隘，十分缺少领导阶级的人物、新国家的主人公的感觉的。在作者的笔下，他经常为一种嫉妒、猜忌的狭隘的恋爱感情所支配，所捉弄的，例如当小花在他面前提起宝才的好处时，他便不能忍受地说：
“我怎么就比上他了？我是个老几？人家又机灵，又有能耐，又是青年团的小组长，小伙儿又长得漂亮！”
即使在他参加了青年团以后，为了小组不分配他和小花竞赛，他便拒绝参加竞赛。下面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和小花发生争吵的一段描写：
“这时候，小花忍不住说了话了：‘嗨！看你那个样子！连点团员味儿也没有！’大男就火儿啦：‘你行你行！你有团员味儿！你有团员味儿！你跟李宝才挑吧！’小花也不让他，说：‘你得记着你是个团员，你知道团员的责任是什么？’大男说：‘我没有那好记性，我不知道！’”
便是这样的一个年青工人，青年团员，当他知道家里要另外替他娶亲，而小花也含糊其词地劝他听家里话的时候，他便“混身发冷”，“两眼一动不动的盯着流水说：‘小花，我宁愿死！’”我们看看，作者所表现的这个年青工人，这个青年团员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狭窄！他的觉悟程度又何等低下！如果我们要想在这里实在找寻一个领导阶级的人物、一个新国家主人公的特点，他是不能不大失所望的！
自然，作者也描写到大男后来终于参加了竞赛，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但应该一提的是，大男起初那样坚决地拒绝竞赛，后来忽然又那么积极地参加了竞赛，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他那样做，我们是不很清楚的。
显然，在这个作品里也和在《我们夫妇之间》一样，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能否描写日常生活，描写恋爱事件，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能否正确地去描写。经过日常生活，经过恋爱的事件，也可以表现新人的品质，新社会的特点。
一个熟悉工农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并无间隔的作者，他是不会给《我们夫妇之间》的女主角以那些粗恶、丑陋的形象的；同样的，他也不会像《海河边上》那样描写工人的性格和生活。《我们夫妇之间》虽然也真实地描写了因而也肯定了那女主角的那种天然的阶级感情，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我们的作者所以集中和夸大的描写了我们女主角的日常生活的作风、习惯，应该在这里得到说明。
至于《海河边上》所描写的工人的生活、感情，实际上只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感情。在这里，作者似乎还没有考虑到应该分别什么样的生活、感情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什么样的生活、感情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事实上他是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想像、所向往的生活、感情加到工人的头上了，这结果使他这个作品许多地方仍然逃不出毛主席说过的“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范围。
我们还应当记得，写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的萧也牧同志，还写过不少并不包含这类思想问题的作品。例如他最初的集子《山村纪事》一般说来是一个好的集子。虽然，读者也会感觉到，经历过异常复杂、壮烈的斗争的解放区农村，还要求比这集子更丰富和更坚实的作品。作者在这里所接触的面还是不够宽广的。但无论如何，这集子表明，作者对农民是有热情的，因而他能够亲切地描写着农村里的平凡的人物，描写着农村的风习、气氛。并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抗日、减租、土地改革过程中解放区农村的变动。
这集子包括一九四三年的作品，可见作者已经有过相当长的创作生活，也可见他曾经过了较长的革命生活的锻炼，但他到了近年还写了像《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包含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作品，这也许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吧。但这事情正好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一个忘记了警惕自己的人，在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下，便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情感的抬头，也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因此，研究和讨论《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这样的作品，我以为是有意义的。
（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