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战斗堡垒——记灵寿县同下村党支部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新时期的战斗堡垒
——记灵寿县同下村党支部
农村进入改革的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应当怎样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河北省灵寿县三圣院乡同下村党支部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过去人称“有女不嫁同下汉”的穷沙窝，如今变成了富裕文明的新农村。全村二千六百多口人中，现在最有威信的是共产党员，最受尊重的也是共产党员。每年清明节，村里群众就自动为烈士和已故党员扫墓致哀；每到党的生日，就有大批的青年向党支部递来入党申请书。村上盖文化宫、建校舍，党支部一声号召，男女老幼齐响应，一个昼夜就把三十六万块砖从十六里远的地方运到工地，没有一个人要报酬；听说本县陈庄一带遭了雹灾，党员一带头，不到一个早上，全村就凑了一大卡车新鲜蔬菜，送往灾区……目睹这接连发生的一幕幕情景，使得许多下乡到这个村的干部感动得下泪。
他们说：同下村党支部就是我们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新时期的形象！
变，还要懂得不变
和全国其他农村党组织一样，同下村党支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遇到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农村要变，就是要冲破“一‘左’二旧”的思想束缚，变革一切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围绕着这个“变”字，在同下村党支部这个由六十四名不同党龄、不同年龄的党员组成的“四世同堂”里，空气也变得空前紧张起来。有的党员建议党支部推行“大包干”责任制，一些党员马上跳起来说：“怎么，你要支部带头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大包干”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在党内挑开了。
党支部书记张金钟没有忙着表态。他首先动员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到安徽省滁县地区和本省的正定县进行考察，各自找回有说服力的论据。然后建议他们把调查结果放到同一个“天平”上去称。他说：“我们党有一杆不变的秤，就是一切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大家用它称一称，看一看，‘大锅饭’和‘大包干’哪一种管理形式对群众有利？”经过反复比较，不论是过去的先进地区和穷困地区，“大锅饭”都养不住“财神”，而“大包干”却给那里请来了“赵公元帅”。多数党员同意，给“大包干”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桂冠。
“大包干”在全村推开了。但是少数党员思想还是不通，担心责任制长期实行下去，农村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张金钟笑一笑说：“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的方向不变，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变，用这两个不变去应‘万变’，就不会闹到‘一个朝天上爬，一个往地下插’的份上！”在党支部建议下，村委会抓了三手：一是大力发展集体工副业，吸收大量贫困户的劳力进厂；二是集中全村大型农机具成立农田服务公司，解决群众耕种、收割和浇水难的问题；三是鼓励村上能人务工经商，让一家富带动百家兴。到1984年底，当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总结两年来实行“大包干”的经验时，那些对责任制持怀疑态度的同志，一见贴在会议室墙上醒目的全村家庭收入表，愣了：这一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五百二十四元，比1978年增加四倍多。在全村七百三十户中，除了二十户成了万元户外，其余各户人均收入都在三百元以上。他们从这张“同天乐”的表格上，看到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水涨船高”。
副支书栗秀兰开完支部会回到家，就痛心地哭了。作为一名支部主要领导成员，她思想上对“大包干”顶着牛。如今，她拿起“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把尺子，负疚地解剖着自己。栗秀兰，今年四十七岁，在做闺女时就当干部，辛辛苦苦地带领群众搞合作化，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学大寨，……她入党、提干、工作成绩和个人荣辱都和这段历史紧紧拴在一起。她曾一度感到不论否定过去什么，都是否定她自己。村里实行“大包干”时，她拉住支部书记说：“你要顶住，不要让那个‘包’字把咱们挣来的家业包销掉啊！”支部讨论先让村上一部分能人富起来，栗秀兰瞪着眼睛说：“你们要搞嫌贫爱富？”这一切都过去了，栗秀兰还在想什么？她觉得在农村这场大变革中，自己没有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得失上去考虑和衡量党的方针、政策，有私心呵！
老党员张洛峰也拿起同样一把尺子，量着他这个共产党员的“价值”。张洛峰年逾花甲，儿子去世了，儿媳改了嫁，老伴瘫痪，他自己双腿又有残疾。当初，他一听说实行“大包干”，把手一扬说：“我是不能保持一致了！我要拿着碗，抱着瓢找党中央问一问，我张洛峰今后还怎么过日子！”两年以后，他看到同下村人富了，他这“五保户”也跟着享福了。他主动到支部会上做检查说：“过去我反对‘大包干’那阵子，只担心自己的出路，没有考虑大伙的利益，低着头看脚面，眼光短浅，做个共产党员不合格哩！”
变，还要懂得不变。同下村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通过联系实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总结经验，逐步掌握了这把弄清事物本质的钥匙。在农村这场大变革的潮流中，全体党员没有一个掉队，都较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内里硬”，靠的是健全的组织生活
同下村党支部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进入了商品生产的领域，但是他们没有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带进党内来，在这个支部里，没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拿原则作交易的党的干部，没有搞歪门邪道、违法乱纪的共产党员，被人称为“内里硬”的党支部。
同下村党支部的“内里硬”功夫，来自于健全的组织生活制度。如今，在这个党支部的会议室里，存放着他们二十多年来的民主生活会记录。仅从1979年到1985年6月，就有厚厚的十大本，共计数十万言。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生动地展示了同下村党组织自我锤炼的过程。
这里摘录的是两次支部生活记录：
一次是为支委张春风向他负责的林果摊点擅自“提留”了八十元奖金的问题。张春风检查说：我负责集体的副业，在村里吃着“俸禄”，又向人家收钱，很不对。
副支书栗秀兰：你爹是老党员，临死时怎么嘱咐你的？他说我不行了，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死后，你们兄弟几个要好好为党工作，不要走歪门邪道。你搞这以权谋私的事，对得起你爹吗？象个党员干的事吗？
支委张喜来：作为咱们年轻干部，工作上应向高处看，待遇上要向低处看，才能站得直，行得正，才有资格教育别人。
副支书程君：你包着几个摊点，就敲人家八十元钱，那支书、村主任包全村，又该要多少钱？如果人家都象你这样干，了得吗？
张春风：我是不对了，我要坚决改正！（会后第二天，张春风就把钱退掉了。）
另一次是为副支书程君给儿子的未婚妻家多量了二点二米的房基地问题。
程君检查说：这事我错了。不过，我要知道村里有制度，就不这么办了。
支书张金钟：怎么会不知道？当时你也参加研究了。有了错不要拉客观嘛！
副支书栗秀兰：房基地本来不是你管的事，你管了，又多量了地方，这怎么解释？
群众张连姐：群众对房基地最敏感。有的村，因为放房基地，干部滥用职权优亲厚友，吃请受贿，闹得打官司告状。你用制度换人情，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
支委杨荣贵：你多放二米多，我也多放二米多，下一步村里的工作怎么办？
程君（满头大汗，叹了口气）：你看这事弄的，俺亲家已把墙垒了几米高了……要拆，我真难开口，弄不好这门亲事还吹了哩，是不是支部派人帮我一把？
支书张金钟：可以，我帮你办。（会后，在张金钟的帮助下，程君很快做通了儿子未婚妻家的思想工作，把多占的房基地退了出来。）
在同下村党支部，支委之间敢于开展批评，党员和支委之间，批评起来更不讲情面。在一次即将结束的生活会上，一名党员冲着一个副支书说：“嗯！还有你。”“我怎么啦？”副支书问道。
“你为什么要从村里买木料？”这个党员追问。
“我买也不便宜，是大队长作的价，没沾光。”副支书赶紧解释。
“不便宜，那为什么别人买不上？”
“俺不要了，退了不行吗？”
“退了？退了你就没错误啦？”
这时，已站起来要走的党员，又重新落座。就这事，生活会又延续了两个小时。
象这样的生活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下村党支部开得更经常、更有针对性了。支书张金钟经常对大家说：“我们现在领导群众搞商品生产，但不能把党的原则当成商品，
在任何时候，我们党员都要姓‘党’，而不能姓‘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群众对我们的监督。”为此，每次开生活会之前，他们都要发动群众对党支部和党员提意见，并邀请一些敢于提意见的群众中的“炮手”，列席参加党的生活会。有的问题一天谈不完，就用两天，三天，直到群众把话说完为止。
别看生活会上一个个紧锣密鼓，重锤敲打，到了会下，却
没有谁给谁“小鞋穿”。如果谁要对批评者打击报复，谁就会成为下次生活会上“万炮齐轰”的对象。从点滴做起，防微杜渐，同下村党支部的全体党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不正之风。
支部关心党员，党员更爱支部
“党支部是我的家，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呀！”这是老党员武丙山临终时向同下村党组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这句烫心的话语，是同下村党支部全体党员的共同心声。在这个支部里，有铁的纪律，有严格的批评，同时也有心贴心的关怀。同志的情谊，象一条热线把每一个党员的心，串联在这个有共同理想的政治大家庭里。
武丙山下肢瘫痪，左手不能动弹，人称“独臂会计”。他拄着双拐在村上当会计二十多年，上下班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浑身留下了累累伤疤。党支部对这个残疾党员十分关心。1982年武丙山因患肺气肿病倒了，支委们轮流到他家看护，并为他四处求医买药。武丙山治疗无效，临终时要求把村上的帐本全部抱来，他噙着眼泪，用颤抖的手指着帐本对支委们说：“我没有尽到责任，帐上亏了八斤粮票，我补上了。如果我死后帐上还有什么差错，就让我弟弟替我还上，千万不能让集体亏了。”
五名支委到河滩采来芦苇，淌着眼泪为这位老党员扎了花圈，并组织全体党员追忆他一生的事迹，写成悼词，然后召开了追悼大会。为每一个去世的党员开追悼会，缅怀他们一生为党所做的工作，这是同下村党支部于1978年做出的一项决定。通过这种形式，使全体党员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增强了组织观念和做党员的光荣感。
在党内开展“说好话”、“解疙瘩”和“尊老爱幼”活动，是同下村党支部关心党员的另一种形式。同下村的党员不怕批评，最怵头的是“说好话会”。每到年终，支部就召开党员大会，发动大家为每个党员摆出他一年内为群众做的一桩桩好事，往往被说的人心里暖洋洋的，脸上热辣辣的。同志之间产生了意见和隔阂，一经发现，支部就来解疙瘩。党员遇到了困难，支部就找到了党员。
去年隆冬的一天，老党员张洛善因病没有来上党课。会后，负责党课学习的副支书栗秀兰冒着大雪亲自登门为他补课。张洛善抓住栗秀兰的手激动地说：“我年老了，又有病，给党做不了什么工作了，党还这样惦记着我。”栗秀兰说：“你在党内是老一辈，党更需要你，大家都希望你长寿。”栗秀兰发现屋子里没有生炉子，第二天就把五百斤煤送到了张洛善家。
年轻党员张吉山在“文革”中错整了张金钟。张金钟当了支书后，张吉山犯了嘀咕，私下对人说：“金钟一上台，准不给我好果子吃！”张金钟听说后哈哈一笑，主动找张吉山谈心，说服他放下包袱，打消顾虑。后来，张金钟又建议村委会让他当了民调委员。张吉山十分感动，三番五次地找张金钟赔礼道歉，张金钟皱起眉头说：“你这个人总是喜欢倒骑毛驴往后看。过去的事我早忘了，现在我只知道你干工作很卖劲，是个好样的！”一席话，说得张吉山哭了。
支部关心体贴党员，党员更爱自己的支部。如今，在同下村党支部内，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已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党支部号召实行计划生育，村上男的第一个结扎的是共产党员，女的第一个做手术的也是党员的家属。党支部在村里提倡火葬，七十九岁的老党员张洛峰带头制做一个骨灰盒，放在党支部会议室里。骨灰盒正中镶着他的照片，两侧端端正正地写着：“终生革命，死而后已”八个大字。他说：“移风易俗，这个头我先带了！”为了维护集体财产，村上制订了奖惩公约，支部要求党员严格遵守。有一名支委的妹妹从集体苇田里捋了两把苇叶，当即被他哥哥带到村委会办公室。按照公约，应罚款二十元，因为她是党员干部的亲属，那位支委要求加罚四十元。身患癌症的党员张荣华，临终前把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交给他的儿子，嘱咐说：“这是我一个月的党费，你交给党支部，我人死了，在九泉之下也是共产党员！”
党组织，同下村的每一个党员都知道她在自己心目中占有何等的位置！
“永远不忘俺是党的人”
这是同下村党支部在实行责任制后不久提出的一个战斗口号。当时，全村打破了“大锅饭”，广大党员认识到，“一大二公”不是共产主义，但是也有一些党员缺乏远大理想，只顾自家“小锅饭”，眼睛盯着钱，心打“小算盘”。有一名支委见村上出现了“万元户”，自己也坐不住了，便合伙跟别人买了一辆汽车，打算撂下村主任的工作，去跑运输捞大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同下村党支部抓住这个典型，在党内展开了一场共产主义理想的大讨论。
讨论一直进行了大半个月，大家从历史经验中找教训，对照党章找答案，联系入党誓言找差距，破除了共产主义“渺茫论”和实行责任制后党的工作无所作为的观点。支书张金钟说：“共产党员没有共产主义理想，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虽说离我们很远，但又离我们很近。我们做的每一项党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理想，就在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脚下。”那位支委重新读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感到十分惭愧，他说：“我挣着群众的工资，应着主任的名，干个人的私事，这样就会富了我一个人，苦了全村人。”他还说：“共产党员光为自己致富不是本事，要使群众都富起来，才是我们党员的责任。”
就这样，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制订的同下村经济发展远期和近期规划诞生了。随后，他们围绕着长远目标，每年都坚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几件好事，争取一年有个小变化，三年有个大变化，让群众的生活越过越美好。1983年以来，他们在大力发展集体工副业的基础上，投资二十万元，兴建了农民文化宫和影剧场，办起了农技校，成立了科普协会、业余剧团，修建了篮球场。接着又投资二万元修建了幼儿园，翻新了小学教室，并对学生全部实行免费教育，然后又整修了街道，为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
党员也通过党员联系户制度把理想和为群众服务密切结合在一起。按照这项制度，每个党员可以自愿结户，联系五至十个农户，负责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并负责向支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郑银海，在部队服役时，曾在养鸡场工作过，学会了一套科学养鸡的技术。1983年6月，他复员回家，看到全村党员都包了户，便打消了办个人养鸡场的念头，决定把全村养鸡业都包起来，自荐担任了群众义务养鸡指导员。两年来，他为五十多个养鸡专业户实行了上门服务，为一百四十多个养鸡户免费防疫。1984年10月，安定村张三臣投资六万元办起种鸡场，想以每小时两元钱聘请郑银海当顾问。郑银海却说：“顾问要当，但钱不能要，我是只尽义务不收钱”。他利用早晨、中午时间跑出七里多地，去张三臣家当技术指导，从鸡笼设计、厂房维修到打预防针样样负责，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跑了五十多趟。张三臣过意不去，几次要付钱给他，都被他谢绝了。有一次张三臣悄悄将七十元钱塞进郑银海提包里，郑银海发现后，硬是退了回去。党员联系户制度的实行，使全村60％的户有了商品生产经营项目，近半数的劳力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
“只尽义务不收钱”，同下村的党员通过义务劳动为村里的公共福利事业做了许多好事。去年夏天，村里的文化宫建成之后，院内留下许多高低不平的坑洼。党支部决定发动党员晚上搞义务劳动。喇叭上一广播，全体党员都来了。七十八岁的老党员张洛峰，扛着铁锹也赶来了。支书张金钟赶紧追上去：“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干了。”张洛峰扬起眉毛说：“咱党员可不分年龄大小，我要是不来，咱党这活动不就缺了一个党员吗？”整整七个晚上，全支部六十四名党员没有一个中途退场。党员靳吉晨常年在外跑信息，推销产品，有许多义务劳动没有参加，他过意不去，便拿着一百元钱找到了张金钟说：“支书啊，俺整天不在家，捞不着参加劳动，就把这一百元钱作为党费，表表俺的心意吧！”
同下村的群众通过每一个党员一桩桩、一件件为群众和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接受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天长日久，受到感染，从而使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尊老爱幼，帮贫扶弱等社会主义风尚蔚然成风。1983年10月，三十七岁的李香玉买了一部汽车跑运输，一天可收入一百多元。同年11月，当听说村里玻璃瓶厂产品积压，停产待销时，他主动丢下自己的汽车不开，当上了村玻璃瓶厂的推销员。细心人为他算了一笔帐：仅1984年，他个人就少收入两千多元，对此，李香玉回答说：“咱支书说过人可不能让钱箍住脑袋。大伙富了，我才高兴哩！”
这个县的木佛村南有一片沙滩，多年没能治理，是同下村人主动支援了价值上千元的苇根，使沙滩变苇田，每年收入两三万元。
同下一个邻村稻秧遭旱，同下村干部立即开会作出决定，支援他们抗旱保秧，停了自己近百亩遇旱庄稼未浇，而向邻村供水。……
这就是今日的同下村人！
这就是同下村的好党风带来的好民风！
新华社记者 侯志义 蒲立业
本报记者 杨振武 本报通讯员 王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