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保护北京鲁迅故居的人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当年保护北京鲁迅故居的人
叶淑穗
北京鲁迅故居座落在阜内西三条廿一号。它是鲁迅1923年亲自设计改建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常被人们说到的“老虎尾巴”——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就在这里。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但他的母亲和他的原配夫人朱安，仍住在这里，鲁迅的大批藏书和部分手稿，仍存故居中。
1937——1945年北京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人们经受了各种折磨，但在鲁迅家属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协助下，使故居和文物没有受到损失。日本投降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的“光复”。1946年的北平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军警到处抓人，空气十分紧张。鲁迅故居和故居中的大批文物，随时都有遭到敌人破坏的可能。加之鲁迅母亲已于1943年病逝，而朱安又体弱多病。此情此景引起一切关心鲁迅故居和文物的人士的忧虑。
对此最热心而积极奔走的，首先是王冶秋同志。他是鲁迅的学生和挚友，又是当时地下党在北平的重要成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孙连仲第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长。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王冶秋秘密和徐盈取得联系。徐盈当时也是地下党在北平的成员，他和王冶秋一样是直接受南方局领导的。徐盈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而且是一位有名望的记者。
为了便于进行工作，他和王冶秋都穿着军装，以孙连仲十一集团军军人身份，到西三条鲁迅故居查访。为了保护故居，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最后采取以军队出面的办法，假借孙连仲集团军的名义，贴出布告，将西三条故居列为军队征用的民房。这种办法，在混乱时期还是“蒙混”了一段时间的。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947年上半年朱安的病情急骤恶化，她自己也已预感到生命不会太长了，但她仍牵挂着鲁迅故居和鲁迅的一批文物，在逝世前两个月她还给许广平写信说：“（我）年老病深不易医治……我若病重，此地应托何人照料？”表明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在病危时，仍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这时，有一位热情而又积极的人士——刘清扬（又名刘婉如），她是许广平在天津女师的同学，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当时她是中国民主同盟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妇女联谊会会长。由于她的巧妙安排，不只妥善地安排了朱安的最后的生活和后事，还平息了周家的一场纠纷，更重要的是确保了鲁迅故居的安全。
刘清扬当时工作非常忙，但她主动担负照顾朱安的任务，当朱安病情恶化，情况危急时，刘清扬预料会出现的问题，为确保安全，她及早作了准备，将情况报告徐盈并商议解决办法。刘清扬为了能在情况复杂时可以采取应变的措施，还和当时北平民盟的负责人吴昱恒取得联系。吴昱恒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地方法院院长。他们一起商量办法，认为应征得许广平的同意及早作好一切准备。为此刘清扬于3月27日致信许广平，明确提出几个问题：“凡此一切婉曾向徐先生商讨。我等应如何处理？似应略作准备，第一，如何保管这些遗物；第二，如何处理丧事……第三，善后如何处理，如她所住的房子恐怕要被人占用，因此甚望吾妹正式来函，委托那几个人共同切实主持一切……。”
许广平按刘清扬的提示，于4月1日写信给徐盈和吴昱恒，作了正式的答复和委托：“关于婉姊赐询万一朱女士不讳应如何善后一节，兹略陈鄙意乞予酌裁，1，丧事从简……2，寓中遗物，能逐一登记，托阮、宋（指阮和森家、宋紫佩，笔者注）、吴、徐四位先生共同保管，3，房屋（北屋五间及东屋全间）由阮、宋、吴、徐四位先生会同，于出殡后锁起，待有家人北上再行处理善后。”
1947年6月29日朱安病逝。6月30日刘清扬给许广平信，报告朱安去世及丧事处理情况，信的最后说：“书物一切均已封存，勿念，妹实无来的必要。”这说明刘清扬已为她处理好一切。
但朱安去世后的第六天，住八道湾的鲁迅亲属，几次到西三条来，要强行搬走故居器物，有的还以军人身份到此对阻止他们的人大吵大闹，气焰极为嚣张。这对鲁迅故居的安全，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威胁。此事在当时的南京《新民报》上还有过报道，也曾引起一些热爱鲁迅的人们的担忧。曹靖华就曾为此事写信给许广平：“（报）载知堂日本夫人前往捡取豫才先生遗物，尤为关切。盖先生为一代圣哲，全民共仰，所遗片纸只字及一切遗物，均为民族至宝，如果被携走，变卖或毁弃，则实为可惜至极，可痛至极！”
当时鲁迅故居面临的情况确实非常令人担心：一方面，家属的破坏和捣乱；另一方面是，随时可能出现的特务的搜查与捣毁。情况紧急，刘清扬和徐盈、王冶秋、吴昱恒秘密取得联系，商讨新的对策。他们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敌人的专政工具，以制止一切可能的破坏，他们既巧妙又机智地利用吴昱恒掌握的旧法院的权力，采取查封的办法来掩人耳目，达到保护革命文物的目的。按他们的说法，叫做“假执行”。他们利用八道湾抢东西的事由，向地方法院申诉，并由法院作出裁决，查封了鲁迅西三条故居，在大门口贴出布告，并在大门及屋门上贴上封条，屋内各种器物上也贴上“北平地方法院封”的封条。事情处理以后，刘清扬曾写信报告许广平：“关于西三条请求假执行事，一切手续均已办好，此事吴院长自然从暗中帮忙，而减免了应付之款”。简短的几句话中，还包含了当时不能直说的话语。事后，王冶秋和徐盈还秘密到西三条故居查看，并带一名摄影师偷偷地拍了许多故居被查封的照片，至今在海婴同志那里还保存有当年王冶秋寄给许广平的这些照片，在照片背面还有王冶秋写的说明。其中一张中写到：“房门已由法院查封并外加锁（此点请不必公布，因入内照相是非法的）”。解放后，王冶秋从解放区回到北京，作为文物局的局长，他来鲁迅博物馆审查陈列时，向我们讲述了当年这件事的真象：“1947年为了保护故居和鲁迅藏书，我党通过地下关系，将故居全部封起来，书箱上也都贴了封条，所有门上也都贴了封条”。现在鲁迅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个贴着“北平地方法院封”封条的暖壶。无疑这些照片和一个暖壶上贴着的封条，就成了这一段历史的仅有的物证了。
后来，许广平把鲁迅故居和鲁迅的全部藏书和手稿，无代价地，完整地捐献给国家。今天当您漫步在鲁迅故居的庭院时，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有这样一些党的好儿女，在敌人严酷统治下，不惜赴汤蹈火，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保护了我们民族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