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
孔祥吉
建国后，不少史学工作者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剖析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维新派既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又不敢同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触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有的从光绪皇帝身上寻找原因，批评他过分怯懦，不敢完全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不敢同慈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此种种，不管是批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是归咎于光绪的畏葸退缩，一言以蔽之，都是指责变法的参加者步子迈得太小了，太怯懦了，结果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这几乎成了定论。
这些议论给人的印象是太笼统了。因为不敢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既可以用来解释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可以解释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可以用来套在许多政治事件上。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很难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
其实，导致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仅仅归咎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支持他们的光绪的太怯懦，步子迈得太小，很难说明事实真相。恰恰相反，变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步子迈得太快，他们求治心切，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结果使得这场在晚清历史上颇有声色的政治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全部付诸东流。
缺乏说服力的改制理论。在百日维新之前，康有为在他的弟子协助下，曾先后刊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前者通过大量的考订，力图证实《左传》等古文经典，乃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出来的；后者则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打扮成一个变法改制的祖师爷，指出孔子也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衣”，他“生当乱世”，却能拨乱反正，托古改制。这两部书是康有为变法理论的柱石，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它是维新派揭出的一面旗帜，用来“积极地招引、争取、团结和组织变法运动的同情者和群众——封建士大夫们”。这种评价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忽略了这两部书带来的消极影响。
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在它能为人们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那么，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
首先，从守旧派来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把康有为的学说视作洪水猛兽，认为他“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再三声称，他们不信奉康有为鼓吹的今文经学和孔子改制说。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多次告诫西湖书院不许讲今文经学。在《孔子改制考》刊出后，张之洞十分恼怒，立即在《劝学篇》中予以反驳。直到戊戌政变之前，张之洞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弟二人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前者疏，对后者亲；对前者敬而远之，对后者礼而下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引起的嫌隙。
再次，一些在政治上同情支持康有为变法活动的帝党官僚，对康有为的这套理论也持反对态度。最明显的例子当推翁同龢。象翁同龢这样的显宦，政治上对慈禧干政十分不满，故极力辅佐皇帝变法，但见到康有为鼓吹变法的论著，却感到“惊诧不已”，并进而怀疑康有为“居心叵测”。这不能不说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缺乏使封建士大夫信服的魅力。不言而喻，康有为原来是打算托孔子之名，行变法之实，以封建统治阶级所尊崇的偶像孔夫子的权威，作为自己改制的护符，打击那些政治上的守旧派，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这只是康有为的主观愿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论构成康有为变法理论基础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时，往往当作维新派举起的用以召唤群众的旗帜，认为康有为终于找到了孔子这样一个护法大师。其实，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言过其实的。它只看到了康有为理论的好的一面，而忽略了它所带来的十分消极的影响。因为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来说，赞成变法和极力反对变法的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变法持观望态度，康有为的理论非但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反而使他们处于困惑莫解的境地。
操之过急的变法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百日维新所以失败，是由于变法当事人的过分怯懦。从光绪来说，他虽然对维新派寄于同情，但又不敢采纳维新派的建议，最终还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从康有为来说，由于他们的阶级性格中本来严重软弱的特性，使之向旧势力妥协。这些评论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却与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尽相符。事实上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光绪帝的怯懦和维新派的软弱退缩，恰恰相反，而是在于他们操之过急，脱离实际。请看如下史实：
其一，裁撤冗员，急于求成。
康有为深知，在任何政治改革中，对耆耄冗员，不可轻易裁汰，否则，他们会对新政群起而攻之，所以应该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妥善地安排他们，这的确是经验之谈。可惜，光绪未采纳他的意见，而是被岑春煊的裁官奏折所打动。这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痛恨守旧老臣把持朝局，他当机立断，要军机大臣草拟谕旨，裁汰中央和地方的冗散官员。光绪帝这一激烈措施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百日维新时尚在刑部任职的陈夔龙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他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
其二，开放言论，奖罚失当。
百日维新遭到守旧势力反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绪的奖罚失当。最典型的事例是王照上书事件。戊戌七月初五日，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厉行变法；又请皇上奉太后巡视中外，先自日本始；再请设教部，尊孔子为国教。书上，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掷还王折，不肯代递”，于是，堂司交哄，王照上书劾堂官阻挠，许、怀则称王照“藉端挟制”，光绪闻讯大怒，将礼部六堂官一并交部议处。
光绪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很不冷静的。因为礼部六堂官的情形各不相同，即使要处理也应区别对待，譬如，曾广汉是刚署礼部右侍郎不久的，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革职，这势必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罢斥礼部六堂是百日维新中最严重的一起事件，荣禄指责光绪“任性胡闹”，慈禧也认为“过分”。新旧两党的关系自此之后，即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其三，拔擢新进，得罪旧党。
近年来一些论著认为，光绪执行的是洋务派的组织路线，其主要论据之一，是光绪在百日维新中，没有重用康有为、梁启超。此种论说是难以使人信服的。事实上光绪在变法过程中，与维新派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最后正是因为拔擢维新派，而得罪旧党的。
新旧两党在变法过程中，从始到终总是围绕要不要开设制度局、如何重用康、梁等人的问题长期争论，无止无休。直到后来引起了慈禧的反感，大动肝火，光绪才有所省悟，却又拿不出对策来，要军机四卿及维新派诸人妥筹良策，而他自己则处于惶恐不安，“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的状态。
现在看来，光绪和康有为的举动，显然是不够策略的。因为开制度局固然十分重要，但既然毫无可能，则应尽快加以变通，不可一味纠缠于此，以至于因为争论要不要拔擢康有为等人，而掩没了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影响了改革的进行。
戊戌维新运动已经过去八九十年了，但是，导致它失败的原因，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本文的论说则着重从变法当事人的主观方面寻找失败原因。
（本文是作者为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六十周年撰写的论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