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的结晶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半世纪的结晶
张香山
梁容若教授所著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是一本有相当丰富内容的学术著作。
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中的主要部分。因为在漫长的两千余年两国关系史上，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百年左右期间，政治和经济关系成了突出的部分，而在其余年代，两国关系主要是文化交流关系，它包括政治社会思想、宗教、哲学、文字、文学、美术工艺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些交流充分地显示出，在中日交往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存在着十分友好的关系。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特别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中日两国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对抗和不正常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就是新的友好时期。因此，研究过去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考察这种交流的时代背景，探明其思想文化的渊源以及在这一历史领域内一些历史人物所进行的活动，对于发展和巩固新的友好关系，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今天的中日关系是历史上中日关系的继续和发展，凡是有益于中日两大民族千秋万代友好的事物和传统，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继承和发展的。可惜，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很少，更不用说是整理成册的著作了。梁容若这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梁容若所从事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目录学、中国文学史、语言文字等等，在这些方面，他都有著作在台湾刊行。三十年代中期，他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进修两年。以后又两度赴日作访问旅行，涉猎所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就是他五十年来所写的有关这方面文章的结集。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全书三十余万字，编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综合研究两国文化、文学、汉学、文字的交流。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这篇论文中，作者论述了从推古奈良到德川幕府末年，我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阐明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经过。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文字、宗教、哲学、文学、美术、工艺等等都传播到了日本，而且为日本所消化和吸收。作者甚至把日本文化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延长”。作者还介绍了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及其成就，对比我国在研究日本史与日本文学方面少有成就提出了批评意见。作为文化的相互交流，作者还评述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介绍了中国清朝末年以来，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日本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的情况。作者关于中日两国语言以及两国文字改革的比较研究的两篇文章，是对所谓“中日同文”究竟同与不同各达到何种程度的分析，对治日语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文章，主要是关于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曾经做出杰出贡献的古代中日两国学者、僧侣等的评传。日本方面，作者主要介绍了晁衡（阿倍仲麻吕）、空海和圆仁。晁衡是日本遣唐留学生，二十岁来中国，先入太学，以后历仕三朝，与李白、王维等友善，七十三岁卒于唐土。由于新旧唐书中关于晁衡的资料与日本古籍中所述的，往往互相矛盾，而近人所述亦有不明之处，因此作者综合中日史料，写了《唐秘书监晁衡事辑》。
《空海入唐求法记》一文，是作者综合近人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参考可靠的史料写成的。此文历述空海入唐经过，受法于惠果，以及归国后成为日本真言密教的高祖的情况。对于空海博学多艺，在传播佛教和中国文化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所论述。
《圆仁与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介绍了圆仁随第十八次遗唐使来中国求法的经过。他在中国期间，备尝艰辛困苦，经历各种波折，终于抵达他所憧憬的五台和长安，以后又经历了会昌灭佛之危。他的巡礼行记从838年6月自九州博多启程时记起，到847年12月返回博多止，共历九年七个月。这部记录不仅是研究中日交流史的重要文献，而且被视为研究唐史的珍贵资料。对此，作者论述甚详。
关于古代中国人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的，作者主要评价了朱舜水、陈元赟、隐元等人。
凡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足印的人，诸如日本的僧旻、高向、吉备真吉、大和长园、道昭、道慈、玄昉、圆行、最澄、桂庵玄树、雪舟等扬，以及中国的鉴真、道隆、祖元、一山、超然、清末的黄遵宪等人，作者虽未写出专文，但或多或少均有所论及。
第三部分的文章都是书评。有九篇书评，都是对日本近人有关汉字、汉语或东洋历史著作的评介。其中最重要的，是评诸桥辙次博士经四十年努力而编成的《大汉和辞典》。这部辞典煌煌十三巨册，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二页，收汉字单字四万九千七百个，收汉语语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个，插图约二百八十幅。此书在日本被评为“真正世界第一”的汉语辞典。作者在列举日人对此书的各种称赞后，也对此书的缺点和若干舛误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还有几篇书评是作者应日本作者的要求而写的，如前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总起来说，梁容若的这本著作，有深和广的特点。如果谈到缺点和不足，我认为主要是此书为论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因此从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来，就难免显得畸轻畸重，或略或繁；同时，中国文化在日本整个文化史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分量，也就比较难以窥其全貌。此外，对于中国如何经过日本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未作论述，似是缺憾。因为作者不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或专家，所以就不好苛求他了。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此文集首篇的《一个建议》。该建议说，鉴于中国文物典籍流失甚多，有一部分留存于日本。为此，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复制翻印这些珍贵罕见的文物典籍，使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谈过，中国古籍传存于日本的是否可以复制给中国。我认为这确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据梁教授说，七十年代，日本曾以所藏明版善本九百余种，微缩复印后寄赠美国。据此，则将日本保存之中国佚书复制给中国应非难事。我想，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研究，这对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无疑是极为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