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的后继者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罗健夫的后继者们
新华社记者 马集琦 吴锦才
三年前，共产党员、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罗健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光辉事迹和高尚情操，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最近访问了他生前所在的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高兴地看到：一个罗健夫不在了，却有更多的“罗健夫”涌现出来。
“老罗图啥我图啥”
在骊山微电子公司，罗健夫精神正成为人们行动的楷模。“老罗图啥我图啥”，已经成为这里科技工作者流传的一句口头禅。
罗健夫生前所在的车间前几年引进一台制版用的分布机，按技术资料的规定用二三年就要报废。可它价值五十万美元啊！能让它这么白白地报废吗？
修理工出身的助理工程师朱来运大胆地提出要修理这台洋机器，延长使用的寿命。有人惊诧了：“外国人都说它要报废，你还拆了它修好？你有几个脑袋？”
他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只有一个脑袋，不过外国人不也只有一个么？”
朱来运迷上了这台机器。慢慢地他悟出了道道来：这台机器中一个关键零件不行了。外国人保的就是这一点儿密，我们岂能束手无策！他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后，终于画出图纸，做出了性能相同的零件，机器又正常运转了。
朱来运为了使这台价格昂贵、眼看就要报废的进口设备起死回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然而他却没有向公司索取任何报酬。有些人对他说，“小朱呵，你累死累活图个啥？”
朱来运的回答是：“罗健夫过去做出那么多的贡献，他图个啥？我和老罗一样，都是共产党员，为党工作就象儿子为母亲干活一样。老罗图啥我图啥。”
“我只有象老罗那样工作和奉献的责任”
罗健夫的妻子陈显万，在老罗去世一年之后患了严重的淋巴结核病，好几位大夫疑为癌症，这给陈显万的生活笼上了一层新的阴影。但这位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女工程师却以超乎寻常的毅力，照旧坚持在设计室的岗位上。直到病情恶化，张爱萍同志打电话过问她的病情，陈显万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案头。在北京的医院里仅仅几天，还没等医生查出结果，她又匆匆回到了西安，回到她的工作之中。
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驱使陈显万如此执着地迷恋于工作？她说的话很朴素“我是老罗的妻子，应该象他那样干！”
然而，在生活上、在荣誉面前，她却恪守着这样的信条——老罗是老罗，我是我！
老罗逝世后，她拉扯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居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斗室中。1983年夏天，公司新建的宿舍楼落成后，她被列为重点照顾对象。陈显万却不安起来，赶紧找到领导说：“老罗如果活着也不会答应的。我请求组织上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对待，不要任何额外的照顾。”今年2月，她又一次被分房小组列入分房名单中的第二位。陈显万听说后又急忙给党组织写了信，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后面去。她说：“我只有象老罗那样工作和奉献的责任，决不能在照顾和荣誉面前打转转。”她以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的身分勤奋工作，多次被评为公司的“三八”红旗手和优秀共产党员。
“活着的罗健夫”
人们含着热泪向记者讲述了优秀共产党员、工程师韩景春的事迹，称他是“活着的罗健夫”。
五十岁的韩景春已经在计算机生产部的整机封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个春秋。由于长年累月与多种剧毒化学药物打交道，种种疾病无情地缠住了他。老韩每天都要伏案配制化学药剂，绘制配方图表，可工作不一会儿时间，肝区就疼痛不已，开始，老韩紧紧趴在桌上，紧贴桌面压迫肝部，减缓一些疼痛。后来他索性跪在椅子上绘图。这样，疼痛减缓了一些，但头上的汗珠却成串直流，一滴，又一滴，不停地滴到图纸上。韩景春一边用布揩拭干净，一边握笔画着、画着……
看到他那副艰难的工作姿势，周围许多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老韩该到医院里去好好治一治啊！
去年秋天，韩景春渐渐觉出腰部也开始隐隐地作疼了，到医院一检查，这才发现原来是长了个小枣般大的瘤子。据医生诊断，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在这良恶难分、生死未卜之际，韩景春想的依然是工作。他想，如果是恶性，我工作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应当象罗健夫那样，抓紧一切时间作最后的拚搏。
“赶紧住院吧，老韩！”领导动员，同志们劝说，亲人用眼泪苦苦哀求。去年年底，公司领导就给他办好入院治疗手续，可直到今年3月，那瘤子眼看着长到了鸭蛋大小，韩景春才不得不住进医院。领导上给他下了禁令，要他安心休养，不许再想工作上的事。谁知车间里计算机封装上又出现令人棘手的难题，同事们只好硬了硬心肠来病床前向老韩求教。他一骨碌爬起，让大家搀扶着去了车间。等到难题解决，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这时，这位为祖国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工程师才安心地让大夫给做了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