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追忆——悼何云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血的追忆
——悼何云同志
刘祖春
1942年夏，大约是5月中吧，我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两年之后，北方局决定调我回太行山。一个勇敢的机警的地下交通员，一个具有明显的幽默气质的北方农村的青年同志带着我，大白天从内黄沙区出发，经过敌占区，一直向西行。到太行山东侧山脚下，交通员把我安置在当地伪保安团团总家里，悄悄对我说“同志，安心住下吧”。他第二天就返回边区去了。
团总是个标致的中年男子，上海交大学生，热情而开朗。接待我时，他正在看我们的华北新华日报，沙发上还摆了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他告诉我：山上在“扫荡”。我懂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暂时不能上太行山。这样，我只能住下了。
主人的款待十分周到、体贴，随处使你感到一种热情。然而，我住在那里大约六七天，只要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我就想起我熟悉的太行山上的报社同志，想起何云同志，想起和他接触的一些日子。
我是1938年9月中，从延安出发，跟随彭老总，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的。与我同行的，有两个燕京大学学生：一个叫龚澎，以后进外交界工作；另一个男的，姓名记不起了，也是去华北新华日报工作的。大家过去不相识，但见面以后都很说得来，一路上有说有笑，不感寂寞。龚澎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就停下来了。我和燕大那个学生、一个女报务员（东三省人），又走了两天，才到达沁县后沟村——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社驻地。
这是深山沟里的小村子。人家不多，却有一家地主，两个大院，一排六个大窑洞。
我放下背包，走出地主的大院，便看见在一个小小的场坪上，从武汉来的印刷工人同志们围着一堆机器在忙碌。几个人从一辆大车上卸一架四开平版铅印机，人们在搬一些木盒子，一面搬，一面大声谈论什么，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气氛很热烈，谁也想不到这是在敌人的后方。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从沟那边向我走来同我握手。跟在他身后的一位年青同志对我说“这是何云同志。”何云同志很热情，紧握着我的手。他那张文弱的宽厚的脸一下子把我同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们似乎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我们到窑洞里去谈吧”。他带我走进他住的窑洞。
我刚在炕沿上坐下，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看过你写的短篇小说”，他爬上炕，在炕桌旁盘腿坐下。“我们急需派记者出去。我们现在人手很不够。报纸很快就要出版了。”
他说话声音平静，低沉而浑厚。只有心地宽广的人才有这种声调。
他问我在北京大学念什么系，问我的身世，问我的身体情况，问我从哪里到延安去的，甚至问到我有没有女朋友。他象一个长者那样，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然后他谈他自己。从他的自述，我才知道他内战时期被捕过，坐过牢。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才由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手里要出来的。他对人的诚恳，把我完全吸引住了。他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个遇到的终生难忘的人。
不久，我就拿着他的介绍信到北方局，见到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并由他当面将我介绍给朱瑞同志（他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去），请他带我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这样，我就以华北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身分，随朱瑞同志到一二九师师部，见到了刘志坚同志，然后随军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新闻采访工作，一直到1939年5月。
1940年1月初，北方局派我到冀鲁豫边区工作，任务是创办区党委机关报。这份报纸创刊后叫《卫河日报》。
临行之前，一天夜黑，何云同志找我到他的窑洞（这时，报社驻地已搬到武乡圪龙角村）。他告诉我北方局的决定，然后说：“冀鲁豫边区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条件可能艰苦一点。派你到那里去办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能克服困难，把报纸办好”。
我说，担子太重了，恐怕不胜任。他鼓励我：“困难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正是锻炼自己党性的良好时机。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就可以把任何工作做好。”
他叫小鬼搞来一壶酒和一些花生，于是同我对酌起来。他兴致很好，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他说话很多，声调却很平静。
“你知道魏奉璋已经派到太岳办报去了。你现在到冀鲁豫去。不久，冀南区还要派人去。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一个一个都要由我们派干部去……。”
显然，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在全华北地区的发展，胸中有一个设想，一个大计划。他一面对我述说他的设想，一面似乎自己还在琢磨着，思索着。他的脸上放出一种孩子般的光彩。
在团总的院中，有一条幽静的小道，我独自徘徊着，回想着这一切。两年前何云同志的声音和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冀鲁豫边区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砍光）。我对太行山的同志们，对何云同志的处境，心的深处隐隐感到一种不安。
几天以后，我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回到了太行山里。华北新华日报社又搬了家，搬到辽县的苏峪，在一个两面都是岩石山的山沟里，到处是石头。沟里是一条塞满鹅卵石的干河床，两边岩石山很高。
晴朗的日子，岩石山头全是阳光，但走进村子里却有凉意。报社同志几乎人人的脸上都看不出笑意。第一个告诉我何云同志不幸消息的是我的小鬼，那个受尽地主折磨的放羊娃。述说这不幸的消息时候，他流了泪。我问：“地点在那里？”他说：“在辽县庄子岭附近”。
我惊呆了。很快我了解到，不仅何云同志流尽了自己的血，而是四十六人的血都流于日本侵略军的枪杀。’我以后再没有向报社任何同志打听过这桩不幸的事情；只要话头涉及到它，人人都迅速回避，把话头引开去。但从他们的缄默中，我看出他们对牺牲的同志的深沉哀痛，对敌人的巨大仇恨。我感到，大家似乎也感到，死去的何云同志，这个大家需要的同志，不是别人能代替的。
但是，他们没有颓丧，仍然象过去那样紧张努力地工作。因为谁都明白，对于敌人，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工作！
何云同志被日本侵略军枪杀的日子是1942年5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天把报社核心的负责同志的生命夺去了。他创办了华北新华日报，培养了一批干部，发展了华北的新闻事业，对党是做了重要贡献的。他的死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他才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可以为人民大有作为的年龄。
夜深了，繁星满空，我很久不能入睡。我一个人悄悄走到院中，在黑暗里，抬头仰望星空，静静的伫立在寒风中。我凝视星空很久，觉得群星突然消逝，一片鲜红的血在空中慢慢扩大。我又看见何云同志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浮动。我渴望红日升起，但这时天还没有破晓。
198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