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
刘国光
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把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件中规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对推进目前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五”期间，我国的经济生活经历了并在继续发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双重模式转换，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过程中，总的看来，“六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主要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经济失衡状况有所缓和，人民的需要得到比以往任何时期为好的满足，提高质量效益和强调内涵发展的课题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已初见成效。
在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方面，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行政指令型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纵向隶属关系为主的组织结构，构成了旧体制模式的特征内容。几年来从农村开始，逐渐推及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从行政指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计划与市场结合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的组织结构，则构成了新体制模式的特征内容。“六五”期间，体制模式的转换，在农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行政指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正在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逐步转化，在集中与分散、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着搞活经济的道路，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双重模式转换过程中的矛盾
在充分估计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几年来取得的巨大进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还起步不久，传统模式的作用和影响远未消除，而新模式的运行机制也远未完善。因此，无论在经济建设中和在经济改革中，都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旧的发展模式中追求产值速度的惯性时时冒头，旧的体制模式中投资饥渴、数量扩张的痼疾依然存在，而过去约束消费需求的禁锢又一一冲破，再加上宏观控制未能跟上微观放活，减少行政指令控制范围的同时缺乏必要的市场协调机制，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总需求的猛增和经济增长的超速，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旧模式中常见的发展过热的紧张势态。此外，虽然几年来主要比例趋向协调，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某些失衡远未消失，跟不上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选择型的过渡。质量效益和内涵发展问题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重量轻质和铺新摊子之风并未稍衰。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又加重了稳定经济的难度。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反复，不能不影响到体制模式转换的进程。如果我们不必同时应付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一两年我们在价格、工资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上迈出的步子，是有可能比实际迈出的步子更大一些的。
这样看来，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在双重模式转换的摩擦中产生的。一般地说，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求高度集中的、主要依靠行政指令进行直接控制的体制模式；而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目的、强调质量效益和以内涵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则要求较多的分散决策和主要依靠经济参数进行间接控制的体制模式。从另一方面说，传统体制模式内在的数量驱动、投资饥渴等痼疾，又是支持传统发展模式中追求高速增长和外延发展的动因。只有在新的体制模式下随着上述痼疾的治愈，新的发展模式才能最终确立。
因此，目前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双重模式转换，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不仅因为两种模式转换之间的摩擦，还由于两种模式转换各自存在的内在矛盾。就发展模式说，我国当前经济正在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非农业经济并存向现代化的经济转变，一方面城市经济和大工业经济已经明显出现了内涵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以充裕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为背景，我国乡镇经济外延型增长的前景十分广阔，因而构成了经济发展模式鲜明的二元结构。同时，大量农村人口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转移，将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新的压力，从而增加了发展模式转换本身的摩擦。再从体制模式上看，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地广人众，发展极不平衡，管理人才和经验缺乏等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采取“一揽子”方式，只能采取“渐进式”和“小配套”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期内出现新老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逐步推进方式和双重体制的逐步消长可以避免改革中的大震动，但是两种不同体制的混杂，也会使经济的运行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种二元结构和双重体制的关联，更增加了双重模式转换过程的复杂性。
把双重模式的转换进一步推向前进
双重模式转换的全部机制及其运转的规律性，需要我国经济学界进行多方面的探讨。本文下面要提出讨论的是：面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七五”期间应当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把双重模式的转换进一步推向前进。
赵紫阳总理在关于“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了“七五”时期的三条主要任务，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进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增长速度的安排不能过高。过高的速度带来经济生活的紧张，对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在这种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正常进行的，而且过高的速度超过国力承担能力，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因此，按照《建议》的规定，“七五”期间要把目前过高的速度转入正常的速度。为此，必须继续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以控制社会总需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把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上，坚决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只有在经济建设上坚持上述方向，推进发展模式的转换，才能为经济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推进体制模式的转换。
前面说过，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新的建设方针的贯彻和实现，也离不开体制改革的配合。并且，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因此，按照《建议》的要求，“七五”期间应当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力争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把体制模式的转换往前大大推进一步。
为此，“七五”计划《建议》在经济体制和调节手段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方针和任务。“七五”期间的改革任务，归结起来，就是赵紫阳总理在对《建议》的说明中所说的：“在进一步完善微观经济活动和机制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因此，正确处理宏观管理改革和微观机制改革的关系，可以说是进一步推进体制模式转换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从模式转换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是需要辨明的。
正确认识和处理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的关系
第一点是，有的同志认为，微观上放开搞活是改革的前进，宏观上加强控制则是改革的后退。这是对宏观控制的误解。首先，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而不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如果说微观上放开搞活是新模式中发展商品经济所要求的，那么宏观上加强控制则是新模式中实现“有计划的”所要求的。其次，微观搞活只能是企业或者局部搞活，而宏观控制才能保证总体或全局搞活。如果只有微观搞活而无宏观控制，整个大局就会混乱，微观搞活也是一句空话。所以，微观上放开搞活固然是改革，是前进；在实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搞好宏观控制，同样也是改革，是前进。
第二点是，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宏观管理也要改革，那么，当前稳定经济的措施，就不能采用作为旧模式特征的直接行政手段，只能采用作为新模式特征的间接经济手段。这是对新体制模式的一种误解。当然，新模式是以间接控制手段为特征的，我们在改革中应当尽可能扩大经济杠杆的作用范围。但是新的体制模式并不排除在某些场合运用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当前模式转换过程中，市场机制还远不完善，企业对经济参数（例如利率等）变动的反应还很不灵敏，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活动的宏观控制就不能不在某些范围借助于直接的行政手段（例如规定信贷额等）。在目前模式转换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并强化某些直接控制手段，才能够达到稳定经济的近期目的，这将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对于尔后减少直接控制，增强间接控制，从而推进向新模式的转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点是，有的同志认为，微观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改革，应当是分阶段地交叉进行的，过去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微观上放开搞活，今后要用一段时间着力于宏观上加强控制，再以后进一步搞活微观经济。其实，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宏观的总量及其变动是由微观的个量及其变动构成的；宏观管理的意图要通过微观经济活动来实现。过去我们对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认识不足，前一个阶段的改革确实偏在微观搞活方面，没有把宏观控制配套跟上，因而带来某些失控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而决不能说是理当如此的。今后加强宏观控制，应当着力于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微观经济的灵敏反应，经济杠杆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市场机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很不完善，经济参数（包括价格、利率、汇率等）严重扭曲，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十分软弱（旧体制中的既不负盈又不负亏，或者双重体制下的只负盈不负亏），如果这些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微观经济的灵敏反应也是难以指望的。所以，今后宏观管理的改革，必须与微观机制的改革同时进行。不仅减少直接控制微观经济的范围、程度和步骤应当同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互相适应，而且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范围、程度和步骤也要同企业增强灵敏反应的能力互相适应，否则宏观管理的改革是难以奏效的。为了解决好宏观管理与微观机制的配套改革，不仅要在国家管理经济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化上下功夫，而且同时要在企业经营逐步由不负盈亏或者只负盈不负亏向真正自负盈亏的转化上下功夫，还要在市场体系方面逐步由局部的分割的市场向全面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转化上下功夫。
正是为了促进这些转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七五”计划《建议》突出了企业改革、市场改革和国家控制手段的改革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要求在“七五”期间抓紧抓好。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效益的统一，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必将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