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简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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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简述
为了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六十周年，10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
会上，一百六十多位国内外的档案学家及历史学家共聚一起，探讨历史档案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切磋如何为更好地开放历史档案而进一步做好档案馆工作的问题，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这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八十二篇，其中包括国外学者的十二篇论文。这些论文或者是结合明清档案而进行明清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更好地开放历史档案而研究档案学和档案馆工作，大都做到了题目新、观点新、论据新和研究方法新，质量普遍较好。
例如王钟翰同志的《释汗依阿玛》一文，引用大量档案和文献史料，从五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清顺治初的一大疑案，认为关于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王明哲同志的《关于怎样提高档案馆工作水平的探讨》一文，提出了要提高我国档案馆工作的水平，主要应抓一个主体和两个翅膀。主体是指档案馆的内部建设；两个翅膀，一个是以电子计算机、缩微技术等信息处理为中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一个是研究工作。而冯煜同志的《明清档案现代化刍议》一文，则不大赞成档案馆利用计算机进行档案检索，主张采用激光系统。香港学者赵令扬教授的《朱高煦争位浅议》一文，论述了明成祖的次子朱高煦争夺皇位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意旧史书中从“成王败寇”观点出发而对他个人品格方面所作的不公正的批评。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的《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一文，通过清乾隆间一个为以往清史学家所不甚注意的案件——剪辫案，从几个方面剖析了乾隆朝的封建专制问题，认为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皇权可以超过法律去控制官僚制度。朱金甫、周文泉两同志合写的《论慈禧太后那拉氏之死及其与光绪帝之死的关系》一文，是近年来国内少有的专门研究慈禧太后之死的论文，也是至今为止大量利用清宫医案史料研究慈禧之死的第一篇论文。他们认为，光绪帝之死与慈禧之死，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叶志如、唐益年的《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一文，则认为清末修缮和修建三海及颐和园的工程，虽然都曾挪借过海军军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对当时的北洋海军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
上列这些文章的创新观点，引起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在发掘和发现新史料方面，秦宝琦同志的《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一文及赫治清同志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天地会盟书誓词及其价值》一文，都从档案史料中获得了新的佐证，从而使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和信仰问题，在史料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俞炳坤同志的《慈禧身世考》，提供了大量确切可信的档案史料，对以往官私著述中有关慈禧其人的家世及身世方面的空白和讹误，作了澄清和纠正。高振田同志的《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第一次公布了康熙四十五年以后四十六名领过信票、定居中国，及十八名被驱逐回国的西洋传教士的国籍、姓名、年龄、会别及他们在华居住的地址清单。还有韦庆远同志的《从〈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看清代台湾史的几个问题》、王庆成同志的《太平天国文书校读》、冯尔康同志的《“雍正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资料之异同》等论文，也都向到会学者详细地介绍了许多中外所藏有关清代的史料内容和作者们的研究心得。路遥同志的《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则是近年来我国大陆上对多种义和团档案史料进行综合而深入研究的少有的文章。
在选题及研究方法的新颖方面，在中青年学者及外国学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表现比较突出。江桥同志的《从清代题本奏折的统计与分析看清代的中央决策》一文，采用对清代两种主要官文书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清代中央政治决策问题，并且得出了结论，认为清代前期的中央决策系统，由于分工的严密和信息输入的全面及时，进而提高了决策的正确和准确性。美国学者费维凯教授的《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及李中青先生的《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二○年辽宁农村的成人死亡率》两文，前者用比较的方法，将清代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因素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与同时期的西欧、中东、印度和日本的同类问题相比较，进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后者用统计的方法，研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我国辽宁农村成人死亡率问题，并由此分析人口增减与经济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而研究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而另一位美国学者黄宗智教授的《从十九世纪宝坻县刑房档案残卷看清代国家政权与自然村的关系》一文，则全部利用档案材料，通过众多的案例，论证了当时清政府的权力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渗入了地方村社之内。鞠德源同志的《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一文，根据清皇室玉牒等档册，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论述了以往不大为人所知的清宗室、觉罗的人口发展和变化概况。冯绍霆同志的《档案中所见的上海书业》一文的内容，也是近几年来很少见到的。
总之，这次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得较为成功，对中外档案学及历史学界都较有影响，必将对我国今后的历史档案工作及明清历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荆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