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形势 坚持全面改革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正确认识形势 坚持全面改革
夏衍
9月间，我参加、列席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全国党代表会议和十二届五中全会，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获得了很大、很深的教益，加强了全面改革和实现四化建设的信心，讲一点学习文件的初步体会。
这三个会议顺利地解决了两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全局和前途的重要问题。第一是清除了长期存在的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僵化的外国模式，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是冲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使中央三个委员会、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年轻化、知识化。两大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中央通知要认真学习的五个文件，都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还有必要学习一下胡耀邦同志今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因为小平的讲话的第一点就讲了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问题。胡耀邦同志在党校的讲话中说：“如何观察形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门大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上的一个大问题”，又说，“观察形势这个问题，我们党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经验”。小平同志所说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就是错误地观察和估计了形势的结果。这样的大亏我们不止吃过一次，五七年一次，五九年一次，更不用说六六年的那一次了。因此，我深切地感到，要学好党代会文件，首先就要正确地认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形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时候“一度议论纷纷”。几年之后，实践证明了党的政策深得民心，穷了几千年的农民获得了温饱，于是“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去年才开始的，迄今才只有一年多，成绩很大，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议论纷纷”，也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有了议论，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包括文艺工作者，就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来分析，来认识，来辨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不仅不要被眼前的、前进过程中的困难“一叶障目”，而且要积极地用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讲话、文章和作品来说明、来疏导。十年浩劫前后，传播媒介和文艺作品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只报喜不报忧，讲大话、空话、假话，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于是，现在既报喜，又报忧（当然可喜的要比可忧的多得多），而少数人竟只相信忧，不相信喜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只有七年，为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最早对“六五”计划的打算是“保四争五”，可是实行的结果却不是百分之五而是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十，连我们长期担忧的能源、交通、港口、电讯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可喜的是长期以来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的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如航天工业、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通信卫星、运载火箭，乃至西北地区的种草种树，防止风沙，改善生态等等，也都是捷报频传。可是有些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只是两眼盯住暂时的困难不放，甚至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是改革带来的，是改革过了头，因此对改革的方向发生了疑虑。改革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失误，肯定有，而且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改正而引起的不正之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说：“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很明白，这些坏事是封建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开放和搞活的初期“复活”，这就是鲁迅先生早就讲过的“沉渣的泛起”，而决不能笼统地归咎于改革。我们要承认有不正之风，有许多困难，但同时要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有很大很大的承受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远的不说，解放以来，我们就碰到过三次很大的困难。一次是四九年，我们接受过来的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孔千疮。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还发动了侵台侵朝战争。可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只花了三四年时间，困难就克服了。第二次是“大跃进”之后的五九年；第三次是十年浩劫之后的七七年，这两次国民经济都到了破产的边缘，也只花了三五年，困难就克服了。那三次困难比现在严重得多，党和人民都能够克服，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信心一定能克服现在的困难。现在“议论”得最多的，不外是物价问题，工资问题，干部问题等等，麻烦的确不少，但应该认识这些问题都是“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大亏”而积累下来的后遗症和复发症。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到明年，我们党已经六十五岁了，要相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要认识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要相信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改革，经常会遇到三大困难，一是外国的干扰或干涉，二是党内的思想不一致、不安定、不团结，三是改革的方案不完善或者有错误。那么让我们看看当前的形势吧，第一，由于我们实行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扰我们的方针政策，连美国的大西洋理事会的专家也说：“中国的改革会成功，不管美国怎么干，苏联怎么干，乃至日本怎么干，都不能影响到中国的改革”；第二，我们的党是安定团结的，否则，就不可能制定和执行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宏伟计划，就不可能实行领导干部的新旧交替，就不可能裁减一百万军队；第三，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方针政策有一点不完善，开始出一点毛病，是难于避免的，党中央也是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进行改革要坚定不移，执行政策要小心谨慎。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我们文艺界也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出了一些不好的书，写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乃至有错误的作品，尽管这也只是支流而不是主流，但我们也不能对这种不正之风熟视无睹。我们要坚决纠正对文艺创作干涉太多、管得太死的错误，我们要容许文艺工作者有创作自由。但在当前这个国际环境中，国家和阶级还没有消亡，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会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文艺工作者既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又必须有自觉的制约。我不止一次说过，近年来文艺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世界大事，对“小道消息”缺乏敌情观念，我们的知识面太窄，我们对沸腾的生活接触得太少。那么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倾向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神圣职责，要团结奋斗，再展宏图，首先就得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我们要珍惜当前这个最好的时机，为我们祖国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而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