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生的功业——记九旬名医张孝骞教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临床医生的功业
——记九旬名医张孝骞教授
张芬兰
被病魔缠身时，你盼望的是什么样的医生？刚迈出医学院的校门，你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导师？当我们介绍完张孝骞教授的事迹，你一定会说：自己盼望和期待的，正是他这样的医生、他这样的导师！
“个人很渺小么！”
今年8月7日下午，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门诊大厅坐满了人，老年、中年、青年的临床医生，按照多少年来的惯例，准备举行每周一次的大查房，讨论一个疑难病例：一位十七岁的女孩子，病后到过很多医院，都未能确诊。
一点五十分，九旬老人张孝骞教授带着助听器，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要送做检查的痰标本瓶，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瓶子和拐杖，走到黑板前，仔细阅读密密麻麻的病情介绍，认真看了病人的X线照片。
两点，会议准时开始。他全神贯注地听取住院医师的病情报告、主治医师的临床分析和有关科室大夫的发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先看看黑板，又仔细翻阅小本，这样反复了多次，好象生怕丢掉或搞错什么。
听完众多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罗慰慈主任请张老发言。他提高嗓门说：“我很想向大家多学习学习，可惜这里的杂音很大，即使带着助听器，大家的发言我只听到一小部分，很遗憾！这个病人的病情很复杂，矛盾很多，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我记得她的尿PH值是6，不知以后复查过没有？”这时，有人回答：“复查过两次都是6。”张老接着说：“那很可能是有肾小管酸中毒，这个病可以引起肾结石……我倾向于某种免疫性疾病……我不能绝对地有把握……最好是做剖腹探查。”罗主任总结说：“这位病人的情况虽然很复杂，经老主任用一元化解释分析，就清楚多了。”
就在这次查房的头一天，张老问他的研究生鲁重美大夫：明天有没有“大查房”？鲁大夫想到他最近身体欠佳，刚出院没几天，天气又临盛夏，想让他多休息些，就劝说：“这个病人您已经看过了，明天主要是请外科医生一起讨论。您就不必来了，会后我把讨论的结果告诉您。”
张老不同意：“明天我可以来，为什么不来呢？既然经我诊断过，病人的问题又未弄清楚，我更应该参加会诊。”为了准备第二天的发言，当天下午和晚上，张老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
张孝骞教授是驰名中外的医学专家，学术造诣很深，临床经验十分丰富。内科每周一次的大查房，就是张老倡导的，目的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既可解决病人的疑难问题，又可互相交流经验和学术思想。这也是培养和教育青年医生的好方法。无论寒暑，他总是提前五至十分钟到达。不管是谁的发言，他都认真听取，对各种临床情况刨根问底；有关的临床资料，都要亲自过目；一次查房未解决的问题，下次查房时还要询问。
多年来，内科大查房虽已形成传统，但是，对它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的。个别医师因自己诊断不出来，分析讨论有困难，不愿意将主管的疑难病例拿出来。张老多次批评这种想法，直到最近还说：“有的同志说这周选不出可供讨论的病人，就不查了。怎么可能呢？光我们内科就有一百多张床位，难道说病人的情况都搞清楚了？如果说自己没有把握就不愿意拿出来，那就不对了。正因为自己没有把握，就更应该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否则，不是把病人耽误了吗？大查房不是表现自己成绩的场所。个人很渺小么！发挥集体的智慧，才能把诊治病人的工作做好。”
“我最喜欢的是看病人”
去年10月，协和医院收治一位八十一岁的女病人。她持续发热三十八至三十九度，已有两星期。经B超声检查，发现她有多发性胆囊和胆总管结石，胆总管扩张。按常情，诊断已不成问题。奇怪的是，她没有腹痛，也没有发现黄疸，腹部检查当时没有阳性体征。这种现象出现在一般胆石症合并胆道感染的病人身上，是很难解释的。
年迈的张老第一次看过她，认为是胆道问题引起的发热。隔了几天，他又参加会诊，认为：目前病人发热愈来愈高，检查肝脏，比入院时增大，质地较硬，明显压痛，说明胆道梗阻在加重。有文献报道，约5％患胆总管结石的病人无腹痛。他仔细看完X片后，又说：这位患者的静脉胆道造影示胆总管明显扩张，但可能部分是通畅的，这可能是临床上不出现黄疸的原因。他建议：应尽早对这位病人施行手术。当天，外科即为病人做了手术，手术发现胆囊内潜伏多数细小黑色结石，从胆管内取出1×1厘米结石一块和碎小结石多块，并发现胆囊与十二指肠粘连处已形成内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胆道梗阻而没有出现黄疸的原因。手术所见，证实张主任术前判断正确。
张老对待病人，不管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中国人或外国人，都认真负责，一视同仁。因此，在病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话，病人爱听；他的医嘱，病人最容易接受。有的病人说：“见到张主任，病就好三分。”有的病人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甚至危在旦夕，只要神智还清醒，看到张老来到身边，总是吃力地睁大眼睛，露出微微的一丝笑意。
张老近年来虽然不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在他的记事栏里，“看病”这一项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每周除到内科五个专业组各查房一次外，还有一次专科门诊，一次内科大查房，以及特约的病人会诊。若劝他休息一会，他总说：“不用，不用，我已经习惯啦，还有许多病人没看呢！”或者说：“我不感到累，我最喜欢的是看病人。”去年，医院组织义捐门诊，他也积极参加。
张老的右眼在早年患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失明了。不幸的是，到了晚年，他的左眼患了核心性白内障，看东西离不开放大镜。近年来，白内障挡住了黄斑，视力下降到0.1，靠滴扩瞳药才能得到一点余光，不仅看书、写字很困难，就连一米之外的人脸也认不清。就是这样，他从未中断查房、会诊。科领导安排他的研究生鲁重美大夫专门协助他的工作。为了保证对他的照顾，曾征求张老意见：“鲁大夫是否可免做总住院医师？”张老执意不肯，说：“总住院医师是做主治医师之前必不可少的一环，怎么能不让她做呢？她只要抽三分之一的时间帮帮我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关心鲁大夫的学习，常说“你太客气啦，为什么不问我问题呢？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包括英文方面的。”
情况愈来愈坏，张老的视力连最低限度都难以维持了。有多少病人等着他去看呀！张老心急如火。白内障还未成熟，就下决心提前手术。可是，这个手术要冒一定的风险。医院的眼科专家们犹豫了。有人建议他去国外做，或请外国专家做。张老斩钉截铁地说：“我哪儿都不去，就听你们的。你们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个手术。”这一下，可给眼科大夫鼓劲壮胆了。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几个月后，张老配上眼镜，视力提高到0.9，他高兴极了，又忙碌在医疗第一线上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张老从事医疗实践几十年，经他亲手诊治的病人多得无可计数，遇到的疑难、复杂病症各种各样。论经验，他最多；论学识，他最博，但他对待每一个病人的诊断治疗，总是那样谨慎小心，从不草率从事，正象他所说：“我总是用‘戒、慎、恐惧’四个字告诫自己。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能不感到恐惧呢？”他还说：“有人讲行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在对病人作出决定前，他多方听取意见，周密考虑。诊治方案决定之后，他严密观察，不断随诊。发现新的情况，随时修改、补充自己的意见。一旦对个别病人的诊断或治疗走了弯路，又常常提醒大家引以为戒，从不护短。
五十年代末，在一次内科晨会上，张老听到汇报说，一位进修医生为一位肝硬变病人放腹水，为了节省时间，竟自作主张，把皮管接在为危重病人吸痰用的管道上。这样，腹水流出的速度很快，可能造成病人突然休克、甚至死亡。张老听后大为恼火，批评病房主治大夫对下级医师要求、管理不严。他激动地说：“各项操作规程是全体医务工作者多少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是用病人的生命换来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进修医生怎么能任意改变医院的操作常规呢？”听这番话时，在场的人都没敢吭声，每个人都受到一次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生动教育。
张老总是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每看一个疑难病人，就把病人的姓名、年龄、病案号和主要病情记录下来，以备查考。他经常查阅这个小本子，看看哪个病人的问题已经解决，哪个病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以后的结局如何，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在查房或会诊的时候，他经常问身边的大夫：“你还记得吗？××年（可能是数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你管的那个病人大概叫×××，与这个病人的情况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时，主管病人的医生常常被问得张口结舌，而张老却象昨天刚看过的病人一样讲得头头是道。惊人的记忆力，来自他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而那个小本子也帮了他的大忙。张老的这种笔记，在“文革”中大都失落，近年来又记了约五十本。
张老要求下级医师认真书写病历，查房时要求报告病历简明扼要，病史、体征、各项化验数据和其它重要检查结果等，都要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因此，在他查房的头一天晚上，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都要准备到深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张老教导青年医师学会血、尿、便、痰四大常规的化验工作。直到现在，张老还习惯于一切亲自动手，也就是他说的“坐而言，立而行”。
在张老身上，比金子还可贵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太多了。这些，看起来都好象是小事，张老却视之如千钧。他说得多好：“所有医务工作者，都应以己饥己溺的胸怀，和蔼可亲、热情周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这既是医德的崇高表现，也是赢得病员的信任与之共同向疾病作斗争的必要条件。”（附图片）
张孝骞教授在分析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