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在太行山上——纪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斯特朗在太行山上
——纪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李棣华
（一）从邯郸到冶陶
1946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们正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交际处忙着包装一些土产，准备利用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飞机之便，带给习仲勋同志转给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当时，我们根据党中央的通知，已经知道军调部美方飞机即将来邯郸机场着陆，同时一位国际友人、世界知名的美国记者将同机到达。没有想到，正当我们忙于包装的时候，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于是我便随同陶希晋同志（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朱琏同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驱车赶赴机场。
邯郸机场虽然秋草遍地有点荒芜，但美方C47运输机着陆还是很平稳的。我们走近机旁，迎接斯特朗同志。她身着浅蓝色的棉旗袍，手提着一架打字机，和蔼可亲地同我们握手。她那慈祥而严肃的风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说明我们是专门来接她的，她就同在场的军调部驻邯郸停战小组美方代表打了招呼，欣然同我们一道登车离开机场。
当时解放战争序幕已经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已经从邯郸转移到武安县城以西的冶陶镇。从邯郸到冶陶不到二百华里，中间要经过武安县城。我们那辆汽车是缴获的破旧车，连门窗也不完好，从机场到武安城不到百里，加上道路坎坷，我们到达县城已是日落时分。我们在县政府的二楼住宿。斯特朗同志由朱琏同志和县领导亲切照顾，睡在一个古老的弹簧床上，大家希望她好好休息，以便明日登程。
次日，我们改乘胶轮马车，前往冶陶。天寒日短，车行较慢。未到冶陶，已经暮色苍苍，远山昏暗。斯特朗虽然身着棉衣，但是深秋寒意还是相当逼人的。她紧紧偎在朱琏同志身上，朱琏也把自己的大衣给她盖上，显然，在那寒夜袭来的时候，她是有点受冻的样子。
“你们带我到哪儿去？有狼么？”她半惊讶半开玩笑地说。
“放心罢，天黑了，这里很安全，保证没有狼。”说罢，大家笑了起来，忘却了寒意。
其实，当时我们心里也很着急，生怕年近花甲的斯特朗经不起那样艰苦的行程，而她那坚强的性格和她对中国革命的深厚同情，看来是并不以艰苦为意的。
到达冶陶，我们先把她接到村边一位女会计同志的住处，让她安卧在坑上（当时农村都是以土炕取暖的）休息，然后住到客舍里去。
（二）在冶陶的日子里
所谓客舍是在冶陶镇东北高处一个稍微整洁的院落，这里也是伯承同志、小平同志从前方归来停留的地方。斯特朗经过一夜的休息，精神焕发，一起床，便急切地要求会见薄一波同志，以便安排工作日程。为了让她看看山间的深秋景色，我扶她沿梯登上屋顶（武安一带有许多平顶房屋），希望她在朝阳中欣赏一下这个石头城镇的面貌。但是她那珍惜时间急切要工作的心情，仍然严肃地要求立刻会见一波同志。当时她是利用美方飞机之便遍访华北、东北各解放区的，已经初次访问了延安。在延安的时候，主要由任弼时同志接待了她，而且约好要到太行来的。所以她一到太行经常提起弼时同志，并以很娴熟的口吻口口声声要见一波同志。
当天上午，一波同志会见了她，并指示我们为她安排日程。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还调来吴芳同志（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同她住在一起。（注一）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伯承同志、小平同志正统帅二野部队忙于前方工作，后方工作由一波同志主持。看来斯特朗来太行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在战争情况下太行山后方工作是怎样组织进行的。（注二）一波同志根据斯特朗同志的采访目的，多次同她畅谈。从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当前国内解放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前途，以及在战争形势下解放区后方工作怎样组织起来适应战争等等都详尽地介绍给她。记得有一次她要求一波同志谈谈个人生平。一波同志风趣地回答说：生平也好，平生也好，无非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罢了。就这样亲切而委婉地谢绝了她的要求。
除亲自接待外，一波同志还让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分头与斯特朗同志谈。其中如聂真同志（中央局民运部部长）、张磐石同志（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曾多次同她畅谈，甚至有时谈到深夜。斯特朗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战士，她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精神，她那明快的判断力和关键性的提问，以及她那争分夺秒的工作态度，使得同她交谈的同志深深地敬服。
蔡畅同志和斯特朗同志在冶陶的会见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巧遇。当时蔡大姐是经太行去东北准备前往维也纳参加国际妇女大会的。一天清晨，一波同志忽然让我通知斯特朗，中午到他住处便餐，如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家宴”了。
在一间很紧凑的堂屋里，只有几把低矮的软椅和一个小小的圆桌（也就是餐桌），初冬的太阳透过门窗使室内温暖起来。当斯特朗同志来到的时候，蔡大姐和一波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一位国际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和一位国际知名的共产主义作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前方不期而遇，其亲切感是可以想见的。她们和一波同志一道好象话家常似地畅谈起来，从世界大势到中国革命；从当前内战到根据地情况，都成为他们的话题。那时所谓“家宴”也无非是通常饭菜。记得胡明同志（一波同志夫人，“文革”中含冤逝世）亲自烹饪的菜肴博得她们的称赞。
为了让斯特朗同志了解后方司令部的工作情况（当时后方司令部和中央局是驻在一起的），一波同志特邀她参观联合办公室，向她介绍各部的负责同志、职能分工以及工作制度，同时还让她参观了当时我军从蒋军手中缴获的美制常规武器。在参观谈话的过程中，她忽然问起理论学习问题。她问一波同志：“你们在理论方面正在学些什么？”一波同志说：“我们正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斯特朗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很关心理论学习的。
斯特朗同志在冶陶访问期间，大家希望她谈谈美国情况。一个夜晚，在冶陶中心大院的正庭里（这里是中央局开会的地方），在煤油灯光的照明下，她应邀热情地给大家介绍了美国情况，谈了美国工人运动以及美国工会组织“产联”“劳联”等等。（注三）
斯特朗除在冶陶采访外，还多次前往冶陶附近的三王村访问边区政府。她连日早出晚归，有时骑马，有时徒步，前往该村会晤边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正在前方劳军，由戎子和同志（边区政府副主席）、孙文淑同志（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接待，向她详尽地介绍了边区政府工作。文淑同志还亲自陪同她参观了民政、财政、司法等部门。当时边区除电报电话联络外，交通往来主要还是利用人力畜力。斯特朗看到公文档案管理以及输送方法，很赞赏在战争情况下所采取的那些原始但很科学的方法。
三王村有个供销合作社，这是当时活跃农村经济一种雏形组织。斯特朗对合作社很注意，她对合作社主任详细询问了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供销方法等等。看来她对农村经济改革中合作社的作用问题是有所预见的。
在她对边府访问结束的时候，戎子和同志为她举行了一次宴会。一波同志特来参加，边府各厅局长也都前来作陪。席间，她很亲切地询问了每个同志的经历等，把酒言欢，直到夜晚。她在一波同志陪同下乘马返回冶陶时，已明月当空。深秋山景，宛然如画。但是斯特朗同志在马上仍兴趣昂然地向一波同志询问她所关切的问题，惟恐误时。
（三）告别太行
十来日的冶陶生活，斯特朗同志那种珍惜时间忘我工作的态度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她从黎明到深夜不停地谈话打字，不停地考虑问题，而且很快适应了根据地艰苦生活环境。她那鲜明的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明快的判断能力，既要观察入微地了解实际情况，又高瞻远瞩地从革命前景辨认问题，正说明她是具有如何高尚的政治素质。
在她向一波同志告别的时候，她这样问：“我出去之后，别人问我到哪儿去的，我该怎样回答呢？”
“就说到西山里去的”。一波同志回答说。
这一言简意深的问答，正说明她在当时战争情况下的高度警惕性和政治责任感。
她告别了一波同志，告别了冶陶。途经武安，她应邀参加了民兵检阅大会。大会希望她反映中国人民的呼声，要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她非常高兴地应许了这样的要求。
到了邯郸，因为她还要搭美方飞机离去，我们就安排她住在军调部邯郸停战小组居住的地方。好象她总是牢记着，内战已经开始，要为解放区保密，因而她尽一切可能不与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人们接触，生怕人家问她从何处而来。她独自住在偏院的小屋里，每餐由服务员送去。记得，只有一次，她带我到美方的图书室找了几本杰克·伦敦等进步作家的小说，此外她总是安详地在小屋里看书休息，等候美方飞机的到来。她在这里候机期间，得到我方代表张越同志（解放后曾任我国驻意大利等国大使）的关怀和照顾，尽量减少她候机的苦闷。
在她告别邯郸的时候，她要把自己使用的钢笔留给我作为纪念。由于盛情难却，我只好留着。回到冶陶，我汇报给一波同志。他拿着那支笔笑对我说：“这是国际知名的进步作家亲自使用的笔，你好好留着罢。”冬初，军调部在邯郸有关黄河问题一次谈判的时候，我把那支笔转请戎子和同志珍存起来。（注四）
1958年斯特朗同志应周总理等中央同志的邀请来北京定居，1960年秋，她来北京外国语学院作报告，仍然穿着蓝色的棉旗袍，她仍然记起当年太行山之行，记起一波同志。
（注一）斯特朗返回北平（今北京）后曾把她亲笔签署的新著《我所见的新波兰》赠给吴芳同志和我，珍存至今。
（注二）斯特朗所著《中国人征服中国》1949年在美国出版。书中一节标题是《政府如何转入地下》，详细记述了她当时访问太行山后方的情况和一波同志的谈话。她很风趣地把当时解放区后方政府称作地下政府或隐蔽政府。见原书英文版218—227页。她的这一著作已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维宁等同志译成汉文，北京出版社出版。
（注三）当时一波同志和中央局一些领导同志很注意研究美国问题。一波同志曾委托黄华同志从北平购得有关美国问题的一批图书，后来送给人民日报社。
（注四）在军事调处后期，美方及其工程师塔德等，在国民党怂恿下，曾在邯郸开会谈黄河改道问题，我方坚决反对。戎子和、黄华、董越千等同志代表我方出席了那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