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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形象——写在赵树理逝世十五周年之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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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5-11-18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一个作家的形象
——写在赵树理逝世十五周年之际
艾斐
花开花落,十五个春秋过去了。
人世沧桑,几番风雨,虽说十年动乱早已成为历史,但它所留给我的苦涩的记忆,却常常不期然地袭上心头。曾几何时,在这苦涩的记忆中,深深地匿入了一个作家的形象、一个作家的灵魂、情操和人格!他从苦涩中逝去,却在苦涩中闪光……
这位作家,就是十五年前离开我们的赵树理同志。
十五年前——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是在被造反派拳打脚踢,踹断肋骨之后,又轮番批斗,百般折磨而致死的。他死后,留给妻儿老小的全部“遗产”,仅仅只有数百元人民币。就是用这点钱作路费,落难了的妻儿老小才得以举家从太原迁回沁水农村,在缺吃少穿中战战兢兢地捱日子。
一位中外驰名的大作家,又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生中既不置房,又不买地,布衣淡饭,节俭度日,连抽烟也是只抽价格不足两毛钱的“绿叶牌”,临终怎么会落到经济如此贫困的地步呢?这,无须奇怪。赵树理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应得的钱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他说过:“连我自己都是属于党和人民的,那么,理当属于我的一切,又怎能不属于党和人民呢?”
出于这个信仰,出于这种信念,赵树理是打心底里将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与党、国家和人民融为一体了。在他的生活哲理中,压根儿就没有“此物属于我”的概念。不是么!因公出差回来,只要自己衣袋里有钱可支,就从来不去报销旅差费;该领工资了,只要家中不缺米面钱,他的双脚就决不跨进会计室。这样,时间拖久了,数目也积大了,会计感到不好处理,催他去领。他却说:“工资是人民给我的,稿酬也是人民给我的。我领到了稿酬,日子过得去了,当然就不需要再去领工资了。”会计面带难色:“那该怎样处理呢?”他回答得很干脆:“缴公呗!人民币理当归人民。”
赵树理的稿费收入是比较多的,但钱在他的手里,充其量只能扮演一个“过路财神”的角色。他收到的一笔一笔的稿酬,很快便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渠道化到人民中间去,化入革命事业里:农村搞绿化,他慷慨解囊,家乡修水库,他竭力捐助;遇有生活困难、经济拮据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总也少不了要予以热心的周济;甚至,就连别人的汽车碾死了老乡的一只鸡,他也要千方百计找到鸡的主人去赔偿。由于作家协会的公房不足,他用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座院子,住了没几年,他却要求把家迁回山西,建立生活根据地。临行前,房子有些破损了,自己出钱修缮好以后,却把整座院子囫囵个儿地缴了公。他的理由很简单:房子是用人民给的钱买的,自己用不着了,当然应该归还人民。
是的,赵树理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看得比泰山还重。他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群众,一个心眼地为群众。他即使在成了大作家、身居北京城的那些日子里,每年也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去下乡。他心灵手巧,秉性随和,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耕耘、播种、诊病、编织、烹饪、缝纫、编曲艺、弄乐器、唱上党戏……他一应拿得起,放得下,样样都是好“把式”。他到哪个村,哪个村写信、写春联之类的事,不消说,便由他包下来。哪家婆媳不和也找他,哪家娃娃不乖也找他,哪家夫妻口角也找他,可忙活着哩!他到老乡家里去,大娘大嫂一叫,热炕头一坐,马上就热乎乎地唠嗑开了。窝窝头、小米粥,吃得喷喷香,老乡们从来就不把他当作家看,当干部看,直把他当做前院二伯或后巷大叔那样的自家人。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正在开理事会,忽然,浓云密布,狂风大作,一派要下大雨的样子。赵树理遑然不安了,他从座位上走到窗口朝外看,皱着眉,显出深深的忧虑。正在讲话的邵荃麟同志奇怪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来北京开会时,队里的麦子刚上场,还没来得及碾打哩!这不,一下雨可就糟了。咳!北京天空的一朵云,竟使赵树理为队里刚上场的麦子如此忧心起来!
当然,赵树理也有不平和愤怒,那是在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每当这种时候,赵树理总是感情难以自抑,耿直不忌言辞,颇有点儿舍生进谏的精神!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赵树理小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违心,讲实话。1958年前后,正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吃饭不要钱,一天等于二十年”之类的“豪言”与劣事大走红运的时候,赵树理写了什么呢?他不“兴”,不“观”,不“群”,不“颂”,他仍然坚持严格的现实主义,写的是极其不合时宜的《“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互作鉴定》《十里店》等。很明显,他是在为“昏热症”治病,他是要与浮夸风抗争!为此,他找县委,他找地委,他找省委,同省委书记进行过多次严肃而热烈的讨论、争论和辩论。
在那疯狂的年代里,赵树理落难了。他备受蹂躏,历尽艰辛。但是,面对邪恶与淫威,即使在奄奄一息之际,他也仍旧一身正气,傲骨犹存!他以生命作抵押而对造反派这样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不戴!所以,检查我也不能写——按你们的要求写,我不愿意;按我的要求,你们又不愿意,只好不写!”
——这,就是留在我的苦涩的记忆中的一个作家的形象,一个作家的灵魂、情操和人格!十五年过去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这个作家的形象却不仅没有从我的眼前和心中消失,倒愈加高大、显赫和崛跃起来。我怀念他,我崇敬他,他使我确切地领略了“作家”的真正涵义,他也从我的心底唤起一种由衷而强烈的信念和渴望:愿这样的作家的形象永世长存,愿我们的作家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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