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乎？辩解乎？——对李士钊自我检讨的意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检讨乎？辩解乎？
——对李士钊自我检讨的意见
　　张立云
人民日报在发表李士钊的检讨《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一文时，编者在按语中称：“希望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尽量写来。”我反复看后，觉得这篇东西与其说是“检讨”，勿宁说是辩解。他是否愿意下决心检讨自己，是否想过要对受过他的宣传毒害的广大群众负责？是否愿意经过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真正把自己的思想、立场端正过来，从这篇检讨看来是大可怀疑的。
李士钊是武训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之一，可是，当检讨自己宣扬武训的错误时，他就变得好像和武训、武训思想的关联很少了。
李士钊在自己的检讨中讲了些什么呢？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强调他自己所以拥护和表扬武训是受了别人，特别是一些“先进爱国的民主人士”的影响。第二、他强调陶行知先生过去对武训的表扬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三、他反复地认为：对武训的一切责备应由电影《武训传》负责。他强调电影上的武训和历史上的武训不同。历史上的武训是好的。第四、他认为自己所以犯错误，除了受别人的影响外，主要是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和狭隘的爱国爱乡思想的错误。即是说因为武训是中国人，李士钊也是中国人；武训是山东人，李士钊也是山东人的缘故。除此之外，“历史知识太不够”也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这不是用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辩解吗？那里有一点检讨的味儿呢？
李士钊把自己终生崇拜武训，长期宣扬武训的错误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李士钊十岁时就“非常向往”武训的为人；一九三三年就开始研究武训，一九三四年以后，即开始搜集关于武训的材料文献，准备为武训作宣传；当时并把武训“奉为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一九四三年曾置买了《武训传》和《武训画传》分赠老师和朋友们。此后，即不断地宣扬“武训精神”。一九五○年亲手编写了《武训画传》，对武训思想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在这本画传和作者所写的《我看〈武训传〉电影》中，对武训作了无以复加的推崇和竭尽所能的歌颂。说武训是“被压迫被侮辱被残害的农民阶级的先觉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人民”，说他的精神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为穷苦劳动人民的孩子们服务的忘我精神”，说武训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代表”，说武训“三十年毫无懈怠地为本阶级的苦孩子们的幸福而奋斗”。称颂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他甘心“作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李士钊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说：武训“是值得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所应当学习的！”从这一连串的事实看，究竟是李士钊竭力想用武训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别人呢？还是别人影响了他呢？
对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初的批评，李士钊“在思想上没有受到任何波动”，并认为“不过是文艺批评家否定电影的意见。”他曾准备建议“教育界史学界文艺界广泛讨论武训传”来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就在这时，李士钊仍然拒绝别人的影响，而仍然企图去影响别人，难道不是事实吗？
李士钊认为自己在写《武训画传》时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这也不是事实。他并不是忠实的客观主义者，张再学在《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一文批判李士钊“不但是‘有意的删除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而且是有意的补充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不但没有‘纠正一切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而且还加强了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创造了武训事迹的神话。”这能是客观主义者的态度吗？李士钊在宣传武训的时候，是有爱憎观念的，是懂得他自己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这不是什么客观主义。难道把武训装饰得花枝招展，要“新中国的人民都来学习他”也是客观主义吗？
李士钊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武训思想放在一起来检讨，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至于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这个问题，杨耳同志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武训精神”在今天表扬是错误，过去同样错误。李士钊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自己思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肯定陶先生表扬武训是对的，是有积极性的，这就是说应该表扬“武训精神”；可是，另一方面，李士钊又说：过去用武训的名字开会办学校，进行民主活动，只是表面上“借托”武训的名义。这就是说：当时是借武训之名进行合法斗争，并不是真正在表扬他。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如果，“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目的是明确的，用武训之名只是为了打打掩护，这是斗争方式问题，不是表扬“武训精神”、崇敬武训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假托武训之名进行民主活动也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过许许多多的民主活动：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秘密的，这些活动绝大部分并未“借托”武训之名。李士钊说：“那时候不借托‘纪念武训’，无法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集会。”事实上：工人，学生举行过无数次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甚至示威游行，也并不是非借托“纪念武训”不可。
事实上，李士钊等过去表扬“武训精神”，并不是什么“假托”，而是诚心诚意在表扬。这种表扬的作用是坏的。李士钊说：当时反动统治者也旌表武训扶植与支持以武训命名的团体或学校。反动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作呢？显然是武训其人其事对他们有利。既然如此，他还能同时也对人民有利吗？不可能。那么，表扬他对人民有何好处呢？这样不是更容易混淆黑白，模糊人民斗争目标，削弱人民斗志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有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两个对立的营垒，但那并不是什么以武训为名的问题。相反，以武训为名的事业与活动，反而容易把两个营垒混淆起来。反而会模糊人民视听，阻碍人民觉悟。陶行知先生办的学校里出现过一些进步青年，那是因为陶先生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进行了民主教育，并不是因为提倡了什么“武训精神”。为了说明武训有用，把陶行知先生的进步性，硬和武训精神拉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牵强附会”。
提倡“武训精神”是陶行知先生的错误，不是他的成功。陶先生之所以与梁启超一样地推崇武训表现了他的思想上的弱点。我们相信：陶先生如果还在，他一定会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决不会像李士钊这样的利用别人作盾牌来掩护自己。
对于武训其人，李士钊也极尽其辩解之能事。他说：“武训根本是一个没有政治活动的人，他与太平天国运动在事实上毫无牵连。”但在另一篇文章里作者怎样说呢：“戏里穿插上周大等太平军人物，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既是武训兴学的社会背景，他和太平天国运动就确有内在的“牵连”。在数十年间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过程中，武训对农民斗争不闻不问，投靠达官豪门，一心兴修义学，并准备把这种义学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就可以说他确实在进行着一种削弱农民斗志，模糊农民斗争目标、维护封建制度、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活动。电影不过把那种内在的关系形象化而已。这样说来反倒证明错了的不是别的，恰是李士钊自己。一切对于电影的指责，都是李士钊的推脱之辞。二者的错误性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
武训的奴才像，在李士钊自己编的《画传》里已写得画得明明白白，用不着多说。他见人下跪是有歌的：“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就连这一点，李士钊也要替武训辩解一番。可是，材料俱在，何辩之有！
李士钊不敢正视自己的思想发展和思想本质，不敢大胆揭穿并批判自己思想和武训思想的共同之点，不敢挖掘自己真正的思想根源。在提到自己的一贯错误时，却用庸俗的唯心观点来解释：说因为和武训是同乡才崇拜他。那末，山东出过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志士，群众领袖……为什么李士钊单单对武训这样感觉兴趣呢？为什么十岁时就向往武训的为人，直到今天竟成了武训的信徒呢？这难道是用“故乡人”三个字可以说通的吗？至于说因为武训是中国人，在教育史上有地位云云，同样是强辞夺理，理由同上，不多说了。
作者还处处以“历史知识不够”作挡箭牌。其实，这也是最拙劣的武器。报纸告诉我们，看了《武训传》电影，听了武训的传说，许多小学生、工人、农民都觉得武训没出息，不值得学习，觉得他污辱了劳动人民。难道这种看法是历史知识多少的问题，而不是阶级立场、群众观点、政治觉悟的问题吗？
李士钊说：自己的思想已“初步澄清和提高”，究竟澄清到若何程度，提高了多少？从检讨中实难令人捉摸。在检讨的结尾，他“剀切地盼望凡是看过电影《武训传》或读过《武训画传》的同志们，都能热烈地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认真地学习关于讨论《武训传》的一切文件，重新检讨过去所受的错误影响。”这个希望自然是好的，但是，重要的是：希望李士钊自己应当首先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