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共产党员方圻教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模范共产党员方圻教授
新华社记者　戴煌
这里是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部内科的一间普通的门诊室。房门打开，走进一位翻穿羊皮袄的老牧民。坐在诊案后的一位满头白发的医生，微笑着站起来欠身相迎，向案旁的小方凳一让手，请老牧民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问起他的病情。老牧民絮叨着说，他这病拖得有年头了。过去穷，有了病瞧不起；如今手头宽裕了，在草原上又一直瞧不好，听说北京大夫本领高，明知住店难，花钱多，还是豁着来了……
已过了下班时间，室内老医生还在继续耐心地听着老牧民的念叨，脸上是宽慰的微笑。等老牧民讲完了，老医生把两手搓热给他摸了脉，听了诊，又请老汉躺到诊床上细诊。
他给老人开处方，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请下星期再来。”他又开了张预约单给老牧民。看过多少医生的老牧民一下子感动了，摇着老医生的手久久不放：“您真是个好大夫！”
这位老牧民说对了：这是位好大夫。但是他不知道，站在他跟前送他出房的这位老医生不是一般的好大夫，而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心脏病学专家，曾经担任过全国闻名的这家大医院的副院长、内科主任；他这一双手曾经给国际上的一些风云人物和国内许多著名的领导人看过病。当今许多年不满六十的大夫，尤其是心血管病科的大夫，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怀着敬意说：“啊，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老师的老师”。
这位老医生，就是医学教授、模范共产党员方圻。
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早年就读于协和医学院的方圻，抗战期间到大后方进了华西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协和。五十年代初期，他是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团的主治医生。1976年到1980年，他是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1980年开始，是这个组织的心血管疾病专门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心脏病学会的通讯会员。他是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心脏血管疾病》杂志主编，他参加过十七次国际学术会议，亚美欧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地上留下过他的足迹。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领导人和不少国家的元首都请他看过病。1962年到1965年，他五下南洋，参加了对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会诊。1974年，老挝富马亲王突患心肌梗塞，万象向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巴黎、曼谷、马尼拉等地告急求援，周恩来总理指派他星夜前往。他与其他七国专家一起拟订了最有效的急救方案，他受到了各方的推崇。在这前一年，他就经常跟随周总理外出。后来周总理病重，他就一直守候在身边，朝夕不离。
方圻并没有因为自己名望这么大，习惯了给著名的人物看病，而忽略了普通的老百姓。不论是什么病人，他在诊治的时候都毫不马虎敷衍。当他穿上白大褂，在熙熙攘攘的门诊部或肃静的病房里行走的时候，他从来都把自己看成是医院里最普通的一员，对病人和颜悦色，设想周到，极为尊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某个中央机关的一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生命垂危。“造反派”不让治，说是“死了算”，机关医务所一位好心的女大夫，急切地向方圻求援。方圻此刻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也是个“专政对象”。“七七”事变，他正在天津中学读书，参加了一个地下团体——“抗日锄奸团”，一心以血荐轩辕。后来他进大学，又转校，与这个团体断绝了联系。解放后，他向组织上多次说明过；1956年入党前，又恳切请求组织严格审查过；结论是：“历史清楚，没问题”。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硬给他扣了顶“特务”帽子。但方圻竟冒着很大风险，答应全力抢救这个“走资派”，并用了贵重的进口药。结果是，这个“走资派”得救了，方圻可更倒了霉。但他毫不计较这些。
一个败血症患者进院了，高烧四十度，病情十分严重。给病人注射了大量青霉素和链霉素，无效。方圻决定使用十分紧缺的抗生素，作出最后的努力。但是，这种抗生素极为昂贵，医院里没有，市面上也没有。他打电话，骑自行车，找遍了北京几十家医药公司和药房，终于找到了，挽救了这条生命。那一天，他连续忙碌了十六小时，太累了，夜也深了，就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过道的垫子上，睡着了。躺下不到三小时，在朦胧中似乎听到有人小声说：“方大夫太累了，怎么办？”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边揉眼睛边问：“什么事？”原来，刚送来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突然心力衰竭，快不行了。家里人已给她准备了后事，但父母仍抱着一线希望，把孩子送了来，求方大夫救救这孩子的命。
方圻立即随着护士赶到急救病房。一连三天三宿，方圻没有离开过这个孩子，终于搭救了这条年轻的生命。
一身正气　满腔热忱
二女儿方萍，在北京医学院学业五年，成绩良好，毕业后被分到一家区级医院工作。方圻的一位瑞士朋友、血液病学专家米歇尔教授夫妇友好地建议方圻将方萍送到日内瓦去学习，“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孩子学成就回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方圻委婉地辞谢了朋友的好意。
多少年来，方圻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关系，为自家谋取过私利。一切都按原则办：连亲亲友友来找他看病，医疗关系不在协和，回去又不好报销的，他就请他们在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到自己家里去，他牺牲了休息时间来照顾人之常情。
一个深夜，方圻的妹夫，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老记者，被送到了协和医院。他曾经发生过“脑血管意外”，这次因高脂肝剧痛难忍，在急诊观察室里住了七天七夜。方圻每天都来看望一番，安慰一下焦急万分的妹妹，但他没让妹夫迅速住院。因为，虽然人民日报的医疗关系在协和，但决定病人是否需要住院，内科值班大夫和院医务处有决定权，他虽是副院长，但不愿以自己的地位干涉下属的工作……
一天傍晚，方圻从医院回来，走进了自家的庭院。他妻子张福萱从窗口看到，他的腿脚似乎不那么灵便了，一步一瘸地向前走。等方圻进屋坐下，张福萱问：“你的腿怎么啦？”方圻说：“没事啊！”张福萱让他站起来，这才发现：方圻的腿一点也不能动了，原来是膝韧带撕裂了，他还想瞒着别人。张福萱难过极了，她说：“你就不能歇歇脑筋、停停摆吗？就是最高级的钟表，也有擦油泥的时候呢！”方圻说：“该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用啊！”
方圻不顾及自己，但心里却装着别人，装着我们的事业。将近四十年，他不知为多少人的论文和著作倾注过心血，发表时从不让署上自己的名字。他国际医学界的朋友多，不时有人来信问：“方教授，您个人有什么需要吗？”“我个人什么也不要，只是我们医院迫切需要增加一些仪器……”于是，心电图运动试验仪来了，血液动力测试仪来了，昼夜不停地观察危重病人心电变化的监测仪也来了……
1983年，上级决定“一刀切”：年岁过了线的人不再担任医院的主要领导。协和医院的老院长毅然告退，推荐方圻接任。方圻说，他也已六十三岁了，他推让一位较年轻的教授接任。跟着，他又辞去了自己的副院长一职，只当个内科主任。
1985年1月，“切一刀”的做法向下延伸。方圻又愉快地辞掉了内科主任一职，只当个专职教授。他说：“人生如流水，后浪推前浪。这是一切事物正常发展的客观法则。我虽然不再担任任何行政领导职务；但是只要组织上和同志们需要我出力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去做……”
今年“七·一”前夕，协和医院党委表扬了方圻同志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号召全院党员向方圻同志学习。
殊荣
方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可是，他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曾（宪九）大夫癌扩散，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抢改《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外科词条，接着又抢拟一本外科学著作提纲，直到钢笔从枯瘦的手中脱落在地板上，阖然长逝。张（孝骞）大夫今年八十八岁了，直到发现了肺癌，快躺上手术台，才不得不暂时搁下自己的书稿……方圻把这些记在心间，用来督促自己。
一位著名教授说：“我与方大夫共事二十八年，去年才分开。他比我年长，学术上也高一个层次，但长期相处，都一直十分亲切。他的威信高，靠的是学术和为人。”
一位大夫说：“凡是经方大夫治疗过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说他好。他是人们值得信赖的、交付生命给他的人。”
周恩来总理病危的时候，一次当着方圻的面，示意邓大姐俯身靠近他的枕边，轻声说：“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一个医生，最大的光荣是患者能信任地把生命的希望交给他；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光荣是他无愧于这个称号。方圻得到了两者。
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总理生前使用的一座金黄色外罩的电子石英钟，赠给方圻作纪念。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把这钟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病重住院，又把它带到自己的病榻旁。邓大姐把它送给了也在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方圻，这含意是很深的。
方圻把这只座钟端放在客厅里的桌子上，与妻子张福萱共同向孩子们宣布：这是全家的传家宝。等我俩过世了，由你们姐妹三人轮流保护使用。等它老化了，就把它的指针定在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时刻——上午九时五十七分，要子孙后代永远学
习周总理为国为民的精神。
这只钟还在一分一秒地走着。它在鼓舞着、催促着方圻，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迈向新的征程。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方圻教授坚持门诊，为普通患者治病。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