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的新进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的新进展
林则徐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大举入侵我国的关键时刻，第一个奋起反抗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爱国者。在他诞生二百周年之际，中国史学会暨福建省社联于1985年10月13日至18日联合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一百六十多位国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专家，汇聚在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围绕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提出的新观点及其讨论情况扼要介绍如下：
其一、鸦片战争前期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存在弛禁派。
传统观点认为：统治阶级上层存在着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与穆彰阿、琦善为首的弛禁派。围绕要不要严禁鸦片，两派进行了反复斗争。在讨论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在许乃济弛禁论遭到道光与廷臣的驳斥后，地主阶级内部并不存在弛禁派。因为，第一，当时鸦片泛滥成灾，社会动荡，白银外流，财政拮据，整个统治阶级都感到惶惶然。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道光帝屡颁明诏，各地督抚群起响应。禁烟效果虽有差异，但在主张禁烟这一点上并无分歧。第二，道光帝是清代出了名的节俭皇帝，屡有撙节开支之谕，对禁烟态度明朗。在乾纲独断的封建社会，臣子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军机大臣更不敢与皇帝旨意相对抗。第三，1838年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建议的争论性质，是如何禁烟，并非要不要禁烟，一方重“治”海口，一方严惩吸食，各有侧重，不宜把不同意黄爵滋的官员，说成弛禁派，穆彰阿和琦善不但有禁烟的言论，而且有禁烟的行动。第四，魏源、梁延?及道光帝等人，当时均谓“朝野上下，皆主严禁”，“无一人议及弛禁者。”可见当时并不存在这个派别。对此，亦有的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如果统治阶级认识完全一致，烟毒何至愈演愈烈？对于弛禁派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还要观其行。尽管口号上他们也喊禁烟，实际上对烟毒却采取放纵的态度。
其二、关于鸦片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对于战争的结局，一种意见认为，道光皇帝倘能始终坚持林则徐提出的正确方针，动员全国力量投入抗英，中国未必不能取胜。因为英军劳师袭远，兵力物资的补给都十分困难。清朝的失败主要由于以道光为首的中央集团摇摆游移，忽战忽和。第二种意见认为，清军对英作战，实质上是封建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因此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个别战役取得了胜利，但终归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清政府措置得当，坚持抗英路线，可以保持不败，至少不会失败的那样惨。
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战后侵略者凭藉武力在沿海倾销商品，搜购原料，使清朝丧失了原有的独立性；但还有另外一面，即促使了原有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资企业的开设，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日本当时与清朝所处的地位相同，它面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奋发维新，更张旧法，改变了落后挨打的处境。清朝拒绝改革，终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里不能自拔，丧失了赶上世界近代化的良机。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虽比封建主义进步，但是殖民主义者东来，目的是掠夺、奴役和牟取暴利，并非是传播资产阶级文明，不宜对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估计过高。
其三、林则徐与洋务派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就“洋务”的狭义内涵来说，林则徐就是中国近代从事洋务的人物。尽管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林则徐尚未把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及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提上日程，甚至连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不曾提出，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洋务运动的肇始人。对于林则徐与奕?、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无继承关系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在“师夷长技”上，林与洋务派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师夷”的目的却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是为了制“夷”，后者却是为了向“夷”妥协。洋务派虽然也标榜以“求强求富”为中鹄的，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先安内而后攘外”。在洋务派代表人物中间，除左宗棠深受林则徐赏识外，其它诸人同林并无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林则徐不是洋务派，洋务派也不是林则徐思想的继承人。因为林则徐思想包括许多方面，既包含对内力主改革，不因循守旧，也包含对外不畏强敌，反击侵略，同时又主张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等内容。林氏思想是一个整体，适应了时代的进步潮流。继承林则徐的是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不能因为洋务派中个别人，如左宗棠、刘铭传有某些抵抗侵略的行动就把洋务派说成林氏思想的继承人。尽管洋务派中的个别人物，其思想的某个侧面，可能与林氏思想相同，但从整体上、主流上看，二者却很少有共同之处。
其四、为什么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不同？
一些学者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应，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日本主张开放，采万国良法，而清朝却闭关锁国，以世界中心自居，道光等统治者甚至将战争失败，视作偶然的因素促成的，把《南京条约》视作“万年和约”，把不少介绍外部世界的书籍定为“禁书”；二，日本维新志士从魏氏书中领悟到，要摆脱落后处境，应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并把西方制度同“现实的幕藩体制相比较”，制订了“师夷”的方针，而中国后来的洋务派至多也不过从中学到了“制洋器”，“造枪炮”。
还有的学者认为，《海国图志》对中国的影响远不如日本，原因应从两国的经济发展中来解释。中国当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日本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还有的学者指出，此书出版后，遇上了太平天国起义，中国官吏的主要精力，都放到镇压起义上了，来不及对魏源的思想进行消化。
（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