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要勇于并善于为自己设置障碍——论《走向远方》作为电视艺术现象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艺术要勇于并善于为自己设置障碍
——论《走向远方》作为电视艺术现象
钟惦棐
电视剧《走向远方》的作者孙卓、王宏不同意把这部作品简单地称为“改革片”，有道理。但它写了改革，却是事实。为什么写了改革，又说不是“改革片”呢？是因为某些称为“改革片”的，易于急功近利地看改革，把改革写成一桩桩简单的人事更迭、产品更新或某些孤立事件的变化过程。障碍是人为的“障碍”，表层地观察世事的消长盛衰。改革既表现在生产方面，也表现在人们的心理机制方面。中国向称以农立国，世代相袭的传统习惯，总是安于平静守恒的生活状态，不到万分不得已的时候，不愿改变什么。《乡音》中的老爷子终年编织斗笠，便以为塑料雨衣不如蓑衣斗笠透气性能良好。而对榨油房不再发出震动河谷的撞击声，也就象生活停止了它的脉搏跳动一样，惋惜不已。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就不只是要克服上述“改革片”中的那种表层“障碍”，而是要翻越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障碍，即在建设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们自身的观念现代化。
《走向远方》的作者以为人们观念中的那些封建、保守、短见的东西，是改革中的重大障碍。内容作为思想的和艺术的内容，而不是管理学的内容。由老厂长李桂英和新厂长周梦远之间的养子关系，导致出“退休”的大冲突，使障碍除了物质的因素，还加入精神的因素。这比当年《乔厂长上任记》里乔光朴开办
“服务大队”所遇到的障碍要更深刻得多。如果说，这障碍人们还容易理解；那么，最后的“杜建国之死”所造成的障碍，就更见深沉。待业青年何茹做了厂长助理，工资比作为厂长“亲哥儿们”的杜建国高出二倍多。杜建国由此带头闹事，被他的“大哥”周梦远立即开除出厂，很快死于对这新的工资制度的忿忿不平之中。这就赋予障碍以多层的内蕴：其一，改革当然要摆脱贫困，但贫困有各式各样——物质的，文化的，思想的，哲学的……我们强调物质方面，总体上是对的。但实践已经证明，没有相应的文化准备，基础也搞不好。不要说现代化生产，现代化服务也不行。何茹不是虚有其表，而是对兴华厂的改革进程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杜建国的悲剧，正在于他看不到这种作用，固守在街道意识的小圈子里。其二，杜建国的忿忿不平，对他本人来说是当然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由他所存在的制度的历史、理论和三十多年来知识在中国的遭遇，以及由此而关系到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等所决定的。但是历史的进程不能不搅动“麻石巷”的家家户户。着眼于新的生产力者，忍受着痛苦和昨天告别；沉湎于旧的温情脉脉者，经过一段时期的飘浮，终于在力的离合作用中积淀下去，归于寂灭。其三，由于杜建国之死，周梦远也顿悟出自己的弱点，明白自己主观武断，办事不愿同别人商量，只顾生产，对工人生活照顾不够，工人有许多合理化建议不敢向他提出，因而已不宜再留在兴华厂，而合适的继任者是进大学学习了企业管理科学的郑伯雍。周梦远的可贵，在于他自觉越过了这一障碍；李桂英则不然，只好被周梦远“逼”下舞台。这并非说李桂英是坏人；相反，她能在周梦远父母双亡之时，收养了周氏孤儿，论人品、论德行，都应当受到尊敬。对于建设兴华厂，她也有功劳。但她的文化教养，她的心理结构，使她跨越不出那条陈旧而破败的“麻石巷”街道。因此，历史决定她必须让位于由她亲手拉扯大的年轻人。常说历史无情，其实历史并没有什么“情”不“情”，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依据不进则退的法则行事的。谁能透彻弄清这点，谁就敢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设置重重障碍，并有信心去解决它。如果解决不了，就把问题提出来，让后来人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作品，并不比解决问题的作品次一等，有时还更高。它取决于艺术家自身的修养和胆识。鲁迅在《出关》中描写孔子在老子那里听了些性不能改，命不能易，时不能留，道不能塞的空话，茫然若失；后来是由昆虫的演变，悟出了自己久不处于变化之中，就不能变化别人的道理。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对自身观念的越进，所谓“敢于”和“善于”就都谈不上。
《走向远方》的作者曾一度认为杜建国之死，刺激性太强，首先在自身情感上就通不过。但经过反复思考，终于笔直地向这一障碍走去，使作品起到了震撼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所说的障碍，与一般所谓的“戏剧性”不是同义语。障碍着眼在生活自身的体验和剖析，更表现为思想力和艺术力的凝聚，用一个去克服一个。在障碍面前，“油壁轻车”是难于通过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之前，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自然素质。他们的自由，是要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素质即克服自身的障碍来决定的。一个有为的民族，其实也是如此。从呱呱坠地就天赐其福，福祉未必绵远；以准以绳，反是不败的根基。艺术如果只能为人们提供鲜花和接吻，不仅浅薄，而且有害。人类文化经受的第一个大障碍是神，由此产生了巫卜文化，巫卜文化是人类在神的障碍前屈服的表现。而后是与神具有同等权威的君主，与此相应而生的是封建文化。神和君主，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在人类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国际歌》唱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资本主义文化唤起人的觉醒，共产主义文化唤起劳动者的觉醒。艺术要为传播共产主义文化作出贡献，道路是不平坦的。为了生活的平坦，艺术应该不平坦。不能水过地皮湿，绕着障碍走，浅尝辄止，欲言又止。所谓平庸之作，多半是这样产生的。
发现障碍需要见识，设置障碍需要胆略，翻越障碍则需要胆识双全。《走向远方》设置的诸种障碍，在文艺作品中都非首创。但可贵不在首创，而在感知的质量。周梦远的走向远方，意味着我们的事业的无限性与任何个人的有限性。因此我不喜欢这部电视片为周梦远在开头和结尾设计的情调——那种若有所失的“淡淡的哀愁”。象周梦远这样的人，在美学上赋予他以失落感，或者如俄罗斯文学中所说的“多余的人”，是先行的美学观使它的后来者蒙上一层很不协调的阴影。借用如今的流行话，是“矫情”成“小布”（小布尔乔亚）。首尾如此而主体并不如此，倒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