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的责任——记吉林省九台县共产党员郑长录扶贫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共产党员的责任
——记吉林省九台县共产党员郑长录扶贫的事迹
本报记者　李安达
今年3月，在吉林省九台县西营城镇街口一个大院的门前，挂出一块醒目的牌子：“西营城镇扶优扶贫扶残服务中心”。一位身穿旧军大衣的中年农民端详着这块崭新的牌子，禁不住两行热泪滚上面颊。他就是这个“中心”的经理、共产党员郑长录。他激动，是因为他所执著追求的事业又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前景。为着这个事业，他经历了多少坎坷，饱尝了多少辛酸！
1973年3月，郑长录就要从部队复员了。在部队四年多时间，他一直在电源室搞通讯配电，是个技术兵。不少亲朋好友劝他：“你有技术，还是走走门子留城工作吧。”当时农村的困苦，郑长录是深有体会的。但他离不开养育他的家乡这块土地，更离不开待他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他决心和乡亲们一块奋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留城工作还是回乡劳动的抉择中，郑长录毅然选择了后者。复员回来的当天，他就到公社落下了户口。
郑长录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却艰难曲折。回乡劳动后，他跟社员一起，苦没少吃，活没少干，汗没少流，但年底分配，口粮只够吃多半年，不少社员挣不够口粮款。郑长录想，全队二百多号人，都围着九百来亩地转，只得大家受穷，为什么多余劳力不能去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增加社员收入？他决心自己去闯一闯。但在那“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这条路哪里走得通！？他养鸡，做豆腐，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他做酒卖，酒坛被贴上了封条；他领头为生产队办了个副业厂，不是遇到刁难，就是遭到中伤。但他坚信自己的道路没有错，决不能放弃奋斗和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农村，富民政策给郑长录带来了希望。1981年，他求亲告友，跟本村农民崔占国筹集了一笔款，置办了一套冰棍机，到邻近的城子街乡办起了一个冰棍厂。1982年5月，冰棍厂正式生产，到第二年5月，盈利一万四千多元。两人对半分，一人得七千多元。
消息传开，一些人说：“长录这回算先富起来了，把钱存进银行，利息也够吃够花的了。”
确实，郑长录在外搞工副业，妻子在家劳动，收入不少，算得上“小康之家”了。但是，他想的不是经营个人的“安乐窝”，而是要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
农民马忠范家缺柴少粮，他送去一千二百斤粮食，外加一车柴禾。
曾兆海承包的地旱了，没水浇，他掏钱帮助打了口井。
孤寡老人刘贵同生活困难，他经常给送吃的。一次老人不小心摔折了腿，郑长录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疗费当然由郑长录付。
郑长录为乡亲们排忧解难，也招来一些闲言碎语。有的说他是挣了两个钱就好“显巴”，有的说他是想扬名。妻子听了很生气，说他多管闲事，出钱买气受。郑长录耐心地开导妻子说：“孩子他妈，咱可千万不能让几句闲话就说蔫了。过去咱们困难时，乡亲们是怎样帮助咱们的？今天咱们富裕了，怎能忘记仍在受穷的乡亲？”
是的，郑长录对那难忘的往事始终牢记在心。郑长录老家在山东禹城。在那艰苦的1960年，父母用两个包袱背着全部家当，“闯关东”来到吉林省九台县西营城镇古榆树村落了户。那一年，郑长录才十四岁，下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父亲是个残废军人，母亲体弱多病，来到这异土他乡，生活是够艰难的了。就在这困难关头，乡亲们向他们伸出一双双援助之手。尽管当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但还是这个送粮，那个送菜，有的送衣服。老队长张云福还跟大家凑了二百多元钱，帮他家盖了间住房。1962年，母亲去世，又是乡邻送衣送钱下了葬。靠乡亲们的帮助，他家才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暗自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报答乡亲们这份厚恩！他追求的目标就是让乡亲们都富裕起来。
这几年，郑长录济困扶贫，到底为乡亲们做了多少好事，他自己记不清了，也不想记，但群众心里是有数的。农民赫志凡患肝硬化，久治不愈，多年来是他照顾的重点对象。去年老赫病重时，把郑长录叫到床前说：“长录兄弟，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撇下这一家五口老的老，小的小，就全托付给你了。”长录回答说：“老赫大哥放心好了，我一定照顾好你全家！”赫志凡满面泪水拉着他的手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是入土也安心了！”
这哪是一般的托付，这是群众对一个共产党员发自内心的感激和信任！
为群众排忧解难，郑长录是从不吝惜钱财的。然而，时间一长，他发现，一些人家里送去的粮吃光了，拿去的钱很快就花完了，生活还是老样子，“穷”字并没抹掉。他思考着：怎样才能从根子上治穷？
1984年初，党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号召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农村经济。县、镇负责同志多次跟他一块学习文件，引导他把眼光放远些，路子想宽些，要从发展农村经济这个根子上来使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郑长录的思想透亮了，他决心迈大步，大大方方干一场。
他跟崔占国商量，把冰棍机从城子街乡拉回来，又跟本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举等另外三人筹集资金五万多元，组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办起了一个冰棍厂，一个油坊和一个粉坊，建成了一个稳固的扶优扶贫基地。这个联合体当年产值十八万元，获利六万多元。这笔钱他们没分掉，用来扩大扶贫事业。今年又增办了一个食品厂、一个油坊、一个电器修理部和一个工艺美术社，预计全年产值可达到三十多万元。
郑长录这个联合体，一开始就办出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在招收工人上，他们是“择贫录用”。在现有的九十三名工人中，家庭收入人均二百元以下的贫困户有三十六人，烈军属二十四人，复退军人十六人，残疾人五人，残疾人家属三人。
盲人薛立辉，先天性失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直靠别人侍候。今年郑长录招他来食品厂包挂面，开始自食其力。他逢人便说：“我瞎摸了二十多年，是‘三扶中心’使我心里看到了一条光明道路。”
农民褚德贵，是个终身残疾，生活困难，一年到头难见张笑脸。郑长录请他到“三扶中心”来当出纳，从此他有说有笑，象换了个人。
产品代销，郑长录也专门找贫困户，免费送货，先赊后销，不收利息。他们经过调查，在全镇农村建立了扶贫扶残代销点七十九个，赊出去的产品价值一万三千多元，超过了他们向银行贷款的一倍多。有人挖苦他们办的是“五保企业”。郑长录爽朗地回答：“‘五保企业’有什么不好？咱想的就是要‘保’着大家都富裕起来。”当然，他并不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而是心甘情愿做一块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铺路石。
油坊蒸坯工马会来，过去家里生活困难，郑长录找他来上班。一年多来，他攒下了一笔钱，想回家搞个蔬菜专业户，但又怕对不起郑长录。老郑知道后，主动找老马说：“你要搞个专业户，我坚决支持。大伙都能象你这样靠劳动富起来，我心里比吃蜜还甜。”马会来今年离开油坊回家搞起了蔬菜专业户。
现在，他厂里已有五名工人在积攒了资金后，另起炉灶办起了自己的工副企业。
郑长录带动了不少贫困户逐渐富裕起来，但自家过的仍是很一般的生活。他是经理，工资却跟包挂面的盲人一个级别，企业内不少工人比他的工资要高得多。妻子照常在家养猪、养鸡、种地。去过他家的人都看到，他住的是三间泥瓦房，屋内没有高档家具和时兴的家用电器。今年新建食品厂时，为了节约资金，他把三间房上的瓦揭下来盖到了厂房上，自家瓦房变成了草房。
郑长录就是这样生活着。他物质生活虽然那样清贫，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富有。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看到了他那博大无私的胸怀！
现在，郑长录又在思考着一个新的问题：企业扩大，利润增加，这是全体工人共同劳动的成果。他打算通过职工劳动力参加分红、扩大职工股份的办法，使职工在劳动和分配上都真正成为企业的股东和主人，让更多的人尽快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