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所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读《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所想到的
　　乔还田
还在鸦片战争前夜，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就痛感国家落后，主张“师夷长技”，进行改革。以后，就兴起了一股
“洋务”之风。对于这一曾给近代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的运动，多少年来，人们褒贬不一。肯定者断言它是一场爱国的、进步的运动。否定者认为它是一场卖国的、反动的运动。夏东元先生从五十年代末就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上述两种观点的见解。他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却揿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民起义被镇压，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军事上大办海军海防和装备新式陆军以御外寇，经济上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与洋商争利；但当八十年代国内资本主义有所发展，需要变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以与它的发展相适应时，洋务官僚却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反动政治制度，从而违反了历史潮流而失败了。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夏东元的上述观点。
关于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发生分歧的问题，我想，评价标准不统一是主要原因。褒之者主张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为评定标准，贬之者则坚持以近代中国“两条路线”为评定标准。依我看，这两种标准对于衡量洋务运动的得失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但各自强调是“唯一的”，似乎有点绝对化和简单化。因为：单纯以政治路线划线，就会把洋务运动完全划在帝国主义附庸一边。而史实却表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当局相结合是一个方面，但是，二者之间还存在矛盾的一面。否则，帝国主义列强向我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又作何解释呢？因此，我认为，还是应当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看法。
引用史料断章取义，也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对李鸿章的评价为例：李氏既讲过一些对外妥协甚至投降、对内压抑民族资本发展的话，也讲过一些抵御外侮、扶持民族资本、开风气之先的话，我们不能各取所需。对于这种史家所忌、并有可能把研究引向歧路的做法，理应加以杜绝。
其次，既要重视宏观研究，又要加强微观研究。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恩格斯曾把研究工作比喻为看画，说“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恩格斯的这个比喻贴切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局部与认识历史的全部的辩证关系。可是近年来，学者们对洋务运动大都只注意“总论”，“概论”性的辨析，而忽略了具体问题的探讨。若能着力进行微观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看清洋务运动的“总画面”。
进行比较研究，也值得大力提倡。近年来，有的学者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本身虽还可讨论，但其方法是可取的。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延伸到亚洲和东北非的一些文明古国。只要我们勇于探索，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开拓研究工作，这一专题的探究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