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铮铮一铁汉——沉痛悼念老战友王超北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古城铮铮一铁汉
　　——沉痛悼念老战友王超北同志
阎揆要　刘贯一　高克林　张仲实
听到超北逝世的噩耗，不禁潸然泪下。超北同志，陕西澄城人，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我们和他都是二十年代认识的老战友。红军时代，揆要和超北都在杨虎城的张汉民部工作。超北同志是澄城县党的创始人，该地区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是延安县（当时叫肤施县）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县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超北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环境险恶，任务艰巨，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军警的追捕，但超北同志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他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超北同志是我党一位优秀的白区工作的英勇战士。
1937年秋天，日军疯狂进攻上海，情况十分危急。党派毛泽民同志和超北同志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赶到上海，去抢运一批爱国群众支援抗战而捐献的物资。当他们到达上海时，吴淞、江湾、闸北等地均已沦入敌手，交通断绝，北四川路和杨树浦一带已不能通行。上有敌机轮番轰炸，下有敌炮不断袭击，加上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找不到任何运输工具，汽车司机也不敢开车。如果再过四十八小时，这批近五百吨前线急需的物资，就运不出来了。正在非常紧迫的时刻，突然听到汽车司机高喊：“号外！号外！快看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号外！”一时群情振奋，人心激动。超北同志急中生智，向工人群众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说明自己是八路军运输科长，是专程替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来抢运这批物资的，现因没有车，前线八路军急需的物资无法运到，请工人师傅帮忙。话音未落，工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由于对日寇的无比仇恨，由于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行动的衷心拥戴，汽车司机和搬运工人立即冒着生命危险，很快把这批物资抢运出来，装上火车安全运抵西安。这趟列车是上海沦陷前最后开出的一次列车，也是替中国共产党运输的第一列火车。
1939年7月，林伯渠同志派超北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外国友人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运回来。运输这批共有二十多辆汽车的物资，特别是电台等通讯器材和医疗物品，是国民党集团所根本不允许的，因此，既要防止日本侵略者截击，又要防止国民党的阻挠。从香港到延安，远隔千山万水，加之阴雨连绵，一路上艰辛险恶，可想而知。超北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巧妙地绕道越南，由海防、睦南关（友谊关）经广西、贵阳到重庆转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武汉失陷后，因为国民党积极反共，超北同志被迫脱下军装转入地下，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工作更加复杂、艰巨和险恶。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对革命者更是杀人如麻不闻声，特务暗探遍布全城，军警多如牛毛。超北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及时地、准确地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国民党，特别是胡宗南集团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对保卫党组织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安全，对解放西安和大西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后，超北同志负责西安情报处工作，向中央提供了不少关于胡宗南集团及西北战场的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3月，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率领西北解放军发起宜川战役，接着又进行西府战役和荔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特别是在宜川战役前后，超北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部军事、政治的重要情报，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曾多次表扬他和西安情报处的工作。1947年10月，中央告诉超北等同志：“最近你处所来军情颇有价值。”1948年7月，中央进一步说：“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望继续努力”等等。
1947年7月，我军大举反攻，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太岳兵团飞渡黄河，陈粟野战军也大举进攻，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有缩小战线、“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意图，但尚举棋不定。党中央几次要超北同志了解南京军事会议内容，以便作出同蒋介石进行大兵团战略决战的决策，发起三大战役。超北同志经过多方努力，把这个战略情报搞到手，报告了党中央。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因与蒋介石意见相左，未能参加8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也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一重要战略意图。
毛主席很重视超北同志提供的情报，曾对在身边工作的叶子龙同志说：“庞智（当时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1950年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在一次会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
超北同志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级别、地位、生活待遇向党伸手。他常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作官的。他也没有因工作中的成绩而忽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批评，勇于改正。1948年，他违反了隐蔽工作的纪律，与西安另一地下党组织发生了横的联系，经中央指出后，他即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立即改正。
超北同志不仅解放前在隐蔽斗争中有突出贡献。解放后，超北同志任西安市警备区副司令员和西安市公安局长时，对安定社会秩序，打击残余反动势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也有很大的成绩。五十年代初，经贯一同志推荐和组织批准，超北同志被调到北京和宋秋潭同志共同筹组国际旅行社，也成绩斐然。后在外贸部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工作时，开展了同西欧友好国家的平等贸易，突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国家急需的钢材、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受到了原外贸部叶季壮部长的表扬。
然而，历史道路是那样的曲折，斗争是那样的复杂，超北的一生又是那样的坎坷不平。1962年，超北同志在恩来、仲勋同志和许多老战友的鼓励下，写了一篇回忆前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集团作斗争的文章——《古城斗胡骑》，发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上。当时窃取中央要职的阴谋家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诬陷超北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把超北同志逮捕入狱。一夜之间，功臣变成罪人，与国民党反革命派斗争了大半辈子的超北竟成了“反革命”。“文革”中“四人帮”、康生之流进一步罗织罪名，诬陷超北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致使当时年已六十的超北，又坐了十七年冤狱。
超北同志堪称是铮铮铁汉。他虽遭受残酷打击迫害，但他没有叹息，没有屈服，对党、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从未失去信心。1964年，在他被捕后写的第一封家信里，首先谈的是对我国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说：“我完全忘记了个人的一时苦恼。我没有失去信心，没有气馁。我要把余年献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那怕拾粪、卖菜也愿意。”其次，谈到对妻子儿女的革命期望和自己的学习计划，唯独没有说到个人的不幸。他把个人的厄运和痛苦完全置之度外。
1975年，他被流放到江西珠湖农场，满怀豪情地写了一首诗，《珠湖农场口占》：
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
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
超北恢复人身自由后，我们和一些老战友去看望他，他也总是谈党的革命事业，很少谈及个人。对在运动中曾经整过自己的同志，他表示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向前看。
1979年，他在平反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今天正式宣布为我平反，推倒康生之流强加给我的诬蔑不实之词，我万分激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使我挺过来了，我终于回到同志们中间，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美好的未来，我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超北同志忠于自己的誓言，他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平反后，他担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1980年他由于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和工作过度的劳累，突患脑血栓病。从那以后，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但革命意志不衰。他曾写了一首豪迈的诗：
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恨无杀人刀。
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帝战三遭。
超北暮年，猛志仍在，雄心浩气不减当年。病重期间，仲勋、青长、揆要等同志曾到医院看他，劝他安心养病，争取为人民多作贡献。我们原打算今年国庆节再去看他，谁知他竟于10月1日凌晨，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和我们永别了。天乎！悲哉！
超北的冤案平反后，他的一个老部属，从宁夏给他寄来一首王安石的诗：《孤桐》。我们和超北都是相交五六十年的老战友，深知他的为人和高贵品德。尽管王安石此诗中的孤芳自赏思想不可取，但为了表达对超北同志的钦敬之情，我们把《孤桐》一诗抄录如下，作为这篇悼文的结束语：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
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荫，
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超北同志，党和人民已在你的墓碑上刻着：“革命的一生”五个大字。安息吧！我们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