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足少年的自白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法制园地

一个失足少年的自白
本报记者　苏宁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眉清目秀、十分可爱的男孩子：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显得聪明伶俐。遗憾的是，他现在既不是坐在阳光明媚的教室里，也不是坐在少年宫课外活动室的老师旁，而是坐在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的办公室里。他因为盗窃犯罪，受到少年教养两年的处罚。他是怎样走上这条邪路的呢？看了下面他对记者的谈话，可以得到一些回答。（为了有利于他的改造和新生，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
“我叫晓明，今年11月20号是我的十四岁生日。我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爷爷奶奶都是老干部。1978年9月1日，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跨进了学校的大门。三年级之前，我历次考试的平均分从未低于九十九分，而且守纪律，懂礼貌，因此我在入学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就加入了少先队，并四次被评为优秀队员。
1981年下半年，我遭受了生活对我的第一次无情打击：我的父母离婚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对着那一纸离婚判决书发呆，心中格外凄凉。妈妈走了，我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父亲的脾气越来越糟，开始抽烟、喝酒。他因为工作忙，本来就不怎么管我，这下就更少管我了。而且，因为他与母亲离婚，我与他有了隔阂。爷爷、奶奶虽然仍旧关心、疼爱我，但他们与我年龄相差太远，他们总把我当小孩子，不理解我。我与他们共同语言很少，他们也管不了我。我开始感到家庭生活的乏味，开始与家庭疏远。年仅十岁的我，就开始到社会上去寻求理解和安慰。
由于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我结交了一些不好的人，慢慢学会了打牌、抽烟、喝酒，并开始旷课，学业渐渐荒废了，道德品质也随之下降。老师和家人都发现了我的变化，及时帮助我、鼓励我，学习成绩曾一度有所回升。可惜好景不长，命运再次残酷地打击了我：1983年12月的一天，从医院传来噩耗，我妈妈去世了。我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对生活失去了最后的信心。我开始憎恶每一个人，一心想把自己的怨气全部发泄出去。从那以后，我就经常不去上课，不回家，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偷。起先，我只是为了寻求某种刺激，去抽烟、喝酒。后来就为了摆“阔气”，经常和一些人出入饭馆、餐厅。向家里要钱得不到满足时，就去偷。开始胆子小，只敢偷家里的，后来就偷学校同学的钢笔、铅笔盒、计算器等。学校为此给了我警告处分。上中学后，由于老师没注意，让同学们知道了我的底，我就再也没有跨进学校的大门，直到被送入工读学校。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在工读学校里结识了一些更坏的人，跟他们一起又干了很多坏事，在犯罪的泥塘里越陷越深，终于受到了惩罚。”
听了这番话，我感到这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家庭生活的不幸，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他的犯罪，当然与他不认真学习，没有接受学校、家庭教育有关，但是，如果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如果他的家长们不仅注意从生活上关心他的衣食冷暖，而且注意从思想感情上加强沟通，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他会不会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呢？
离开少管所已经很久了，有个问题却老是在我脑子里翻腾：社会上还有多少象晓明这样的孩子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对于他们，社会、家庭，还有哪些没有尽到的责任？宣传、教育部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