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武训精神”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所谓“武训精神”
袁良义
一
关于武训的“不足为训”，各处的讨论似乎已归于一致：武训不仅没有革命思想；而且他的行动是直接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但在讨论的过程中间，却始终存在着“容易迷惑人”而未分析得很清楚的地方，就是所谓“武训精神”。有些人曾引用陶行知先生过去对“武训精神”的表扬来佐证自己的话，认为武训三十年来行乞兴学的精神始终是很好的，武训究竟不失为一个“好人”，不管他所起的作用如何。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毕竟他那种坚强的毅力与刻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我们知道：过去许多人称颂武训实际上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它曾被视为千古奇迹而流传。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上说：“训虽不学，而其行谊竟与古圣昔贤之旨暗合，抑何奇欤？”以后梁启超、刘半农等人为武训作传也是特别表扬这一点，到编《武训传》影剧时，孙瑜先生更把这种精神视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可以说夸张到极点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许多人虽然已承认了武训行为的“不足为训”，但总觉得武训的主观愿望是未可厚非的，这样他们就把武训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实践完全分裂开来。结果“武训精神”就成为同情武训者的防守的最后阵地，而且依据着这块阵地上，不断产生出许多混乱的想法来。
因此，现在问题是：如何摧毁这最后阵地——“武训精神”。
二
分析“武训精神”是应从了解他的身世开始的。
有一些人以为武训“原是劳苦而善良的农民”，“在二十岁以前还和一般农民没有什样大差别”，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至于孙瑜先生的刻意煊染，说他对穷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了，千万不要忘记咱庄稼人！”更是出于一种不妥当的主观的臆造。实际上，我们很难说他对农家生活有什么体验。他在七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从此以后他便一直过着求乞与佣工的生活。而七岁以前，他的年纪太小了，春耕夏耘的生活对他的影响似乎是不大的。并且从他以后的思想与行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他四十余首兴学歌中没有一首提到种庄稼的事，他对于土地可以说没有一点兴趣。当他在母亲去世以后，把自己应分的三亩祖地办交涉要了过来，立刻就出卖给人家，一个热爱自己土地的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
重要的一段时期是武训七岁至十四岁（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二年），这七八年中，他主要的生活是“行乞”，其次是替人家做零工。在行乞的时候，他是经常跟着地主富户小孩子打转子，而他想念书的动机就是由羡慕这些孩子们能念书而引起的。在他艳羡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出一点仇恨与不满的色彩，相反，他倒是觉得这是一种很理想的事情，不过自己是“人不行，又无衣”罢了。有人说他有“向上爬”的思想，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十四岁至二十一岁，他先后在族叔，张大户，与某庠生家当佣工。这段时期有两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他在庠生家做工，终日被奴役着，却毫无怨言，常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求乞穷小子，能够找到工作已属不易，生活劳苦些，待遇刻薄些，都是应当忍受的。第二，他始终未能忘掉求乞生活，等到他受庠生的欺侮，且愤且悲，就立刻改变态度而以求乞为终身主要的职业了。他自编的兴学歌中也说到这一点：“扛活（即帮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由这两点看来，他年幼时的求乞生活在他的意识中是经常起作用的。
武训的经历与生活态度，使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么一个问题：他三十年来忍苦耐贫，是不是受他的“忘我精神”或“利他主义”所支配？
从武训所作的四十余首兴学歌来看，其中所表露的除掉微含自卑感外，没有一点感到生活的艰困与厌恨的地方，相反，他倒是非常乐观自信的。如他行乞时唱：
“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
背着褡子沿街溜，修个义学不犯愁。”
这种态度，背后深藏有一种最反动的最落后的思想，完全不是什么“忘我”、“利他”，而是一种脱离生产轨道的寄生的游民思想，这才是他三十年来坚持“行乞”而“不曾发生什么疑虑”的真实理由。至于他逢人即跪，以及“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这一套把戏，也正是他自幼就过游民生活所养成的一种丑恶习惯。
三
武训的“利他”精神被人批判为“反现实”，这从广大的劳动人民而言，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地主富绅之间，却有它“现实”的基础。
代表封建地主的统治阶级表扬武训为“乐善好施”，与劳动人民叫他为“豆腐沫”，同样不是偶然的。这种矛盾反映在当时的思想道德的观点上，分明是两条不同的战线。贾霁同志批判武训时，说他是“主观主义”，认为“识字，只是他自己的主观要求”，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主观主义”也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像武训这种人，不仅离开“当时农民生活中的本质的要求”而且根本就背叛了劳动人民，甘心替封建统治者服务，是不能用“主观”或“主观主义”来混淆与掩盖其反动的本质的。
武训为什么会背叛劳动人民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上一节已经指出武训并不是农民，对于在封建剥削下农家惨痛的生活原没有什么深刻的体验；他虽然做过苦工，但他并没有因此养成正确的斗争的劳动观点，他处在最有革命传统与影响的馆陶，临清，堂邑，莘县一带，咸丰四年的太平军北援部队，在武训生时就开始酝酿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因黄河改道与官绅剥削产生的饥馑所引起的不断的反抗与斗争，都反映出当时此地劳动人民的“本质要求”。但是武训面对这么伟大的革命浪潮，却能“无动于中”，完全满足于“背着褡子满街溜”，“自有善人管我饭”的行乞生活。他在受庠生家的欺侮后，愤而兴学，并不想革庠生的命，只是想如何能够不再受庠生的气。他以为穷人认识字，便可以与地主富绅“看齐”了。这种念头是由幼年羡慕地主孩子可以念书“上进”发展而来的，不过通过在庠生家的一段生活把它更加深刻化罢了。
至于武训兴学并非专为自己也是事实，他的歌里便有“为众家”，“为贫寒”的词句。但这种“为众家”，“为贫寒”的观念不仅模糊，而且含有很深的反动毒素。他不但自己甘心情愿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而且还希望贫寒子弟也去读圣贤书，把他们从劳动人民的战线上硬引导到相反的做奴才的道路上来。他对当时的封建秩序肯定到一种惊人的程度。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做牛做马放债收租办了义学，请教书先生与绅董吃酒时，自己却“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能与师抗礼也”。对于地主士绅的信任与效忠也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自己“积铢累寸，设学三州县，宅舍经费，倩首事董理之，已绝不过问”，而每天，他自己在义学里所做的工作只是：“惟师生有惰者，则长跪其前”。
武训的“奇迹”是与代表封建地主的统治阶级的撑持与“表扬”不可分的。它之所以成为“奇迹”，正因为它适合了地主士绅的要求。道光四五年时，湖广总督李鸿宾的一封奏章上就很明白地说出当时统治阶级对义学的看法：
“湖北襄阳一郡，界连豫省，民俗犷悍。臣李鸿宾于道光肆年春谕襄阳府知府周凯，督令所属州县，劝谕绅耆于乡村市镇多设义学，访延端谨儒流，诱掖子弟，使之入学诵读，以冀化导有方。”（道光题本）
后来杨进士，郭知县以及张巡抚与袁巡抚的表扬武训，基本上是根据这种精神而来的。同时就当时劳动人民卑视统治者的“忠孝廉节”的宣传，喜爱自己“犯上作乱”的英雄故事，也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在文化战线上所具有的阶级感情。如谭瀛室笔记上说：
（同治年间）“愚民尠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关心，方以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
这种阶级感情说明许多劳动人民虽不识字，但“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的情况是与武训的不识字而劝人读圣贤书截然不同的。同时也可以说明武训认识的错误决不仅仅是“不识字”的问题。
在武训与一般劳动人民之间是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的。
四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讨“武训精神”中最反动的，落后的思想根源了。
要说明武训为什么甘心三十年为统治者作牛马，应先了解什么是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的具体内容。所谓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含着封建地主的“剥削”思想与拥护这种“剥削”的“奴才”思想两方面，而武训正是以他的“良心”，“真神”“阴骘”，“报应”之类的宿命论来肯定当时的封建秩序的合理，以甘心作牛作马的态度与地主的奴役压榨相结合起来。
儒家“纲常”观与佛家“因果”观是互为表里的，在儒家的“孝道”里常含有宗教的内容。这一点，在武训的思想与行动上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南里北里去烧香，不如家里去敬娘。这人好，这人好，我给十亩还嫌少。这人孝，这人孝，给他十亩好养老。”
自然这种奴才思想还常表现着另外的一面，就是跪在统治者面前，企图“向上爬”的种种幻想。这种幻想最初曾出现在武训羡慕地主孩子能念书的意识里，后来它又被转化为对兴“义学”的强烈要求，因而不惜干尽了最卑下和最龌龊的行为中。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种“路死路埋，街死街埋”的游民，曾作过这样的痛斥：
“他们是以社会的残屑为生活，并没有一定的职业；是流浪人，既没有炉火，又没有信义；他们虽然是随其隶属的国家的文明程度之高低而有所不同，但决不会丧失其流氓根性；……他们能够干最英勇的行为和最高尚的牺牲，但也能够干最卑下的偷盗和最龌龊的败德行为。”
而武训的一生事迹正是在完成这种“最高尚的牺牲”与“最龌龊的败德行为”。
但对于这种反动的“武训精神”，还有人这样来称赞：“毕竟他那种坚强的毅力与刻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最近更有人根据这种“精神”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就是：“武训的牺牲精神是惊人的，它与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有共通性的，如果武训把他的‘坚强毅力’与‘刻苦精神’转移到革命方面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这种孤立起来看“精神”，强调“精神”是唯心的，它没有理解到精神是不能离开其实践基础而存在的。武训精神之所以存在，正因为他在通过行乞的社会实践中接受了一套最反动的，落后的，消极的“奴才”哲学，如果他离开了这种思想与实践基础，便会完全无“毅力”去替统治者做三十年的牛马！劳动人民只能创造像闯王、闯将、黑旋风之类的英雄人物，不会创造武训这种三十年做牛做马的“奇迹”。
五
肯定“武训精神”的人，实际上是在肯定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这些人是“以丑为美”的。他们未能看出武训的丑恶正如同武训未能看出自己的丑恶一样。自然其中的分别还是有的，因为他们以武训的牛马生活为苦事，为“奇迹”，而武训自己却甘之如饴，认为“路死路埋，街死街埋，死了自有棺材”。他们虽然了解了统治者的“表扬”，却似乎还没有很好地体会武训的“奴才”精神！
在残存的封建毒素还没有完全从我们中间清除以前，总会有一些人是不能完全忘情于“武训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