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董毓华同志的深切怀念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对董毓华同志的深切怀念
姚依林
我认识董毓华同志是在1935年秋季，当时他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我是清华大学学生。我们在什么地方、经过谁介绍而初次相识，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华北和全中国危急存亡的关头。北平青年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都在探求抗日救亡的道路。董毓华同志和我，当时都对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感到极大的愤慨，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寄以极大的希望，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限向往，都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无限同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同志的友谊。从初次认识起，到1939年夏季他逝世之时止，虽然我们没有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其间曾有过多次见面和谈话。我们谈的几乎都是对形势的分析和抗日救亡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涉及个人私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四年相识期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产生过原则分歧，在私人关系上也很融洽。可以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1935年11月初，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曾和董毓华同志谈过他的入党问题。这时他才告诉我他在1925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在湖北参加过革命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他在湖北呆不住了，来到北平，失去了组织关系。据我回忆，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接上了。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董毓华同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大学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积极参加了当时北平学联的筹建工作和北平学联分配的许多工作。他对工作，从来是以高度的热情积极认真去做的。虽然他的身体不大好，有肺结核病，但他总是夜以继日地顽强奋斗，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与得失。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一二·九”游行那天作为新华门前的学生请愿代表和在南下宣传中作为南下宣传团的总指挥，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于他过去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他在处理问题上，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象我这样比他年青的同志，深感到他比我成熟，经常注意向他学习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
在“一二·九”运动中，董毓华同志是一位在青年学生中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凡是我接触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他有一次对东北流亡同学的讲话，讲得使全场痛哭起来，群情激昂慷慨，使我有至今不忘的深刻印象。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有正确的内容，通俗的语言，透彻的分析能力，清晰的口齿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十分丰富的革命热情，因此使他能抓住听众的心，产生高度的感染力，使他自己的感情同听众的感情交融在一起。在“一二·九”运动中，在南下宣传中，董毓华同志曾在群众大会上做过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二·九”示威游行以后不久，北平学联派董毓华同志到天津，与天津几个大学的学生会联系，把北平的情况向他们通报，并号召天津学生与北平学生并肩战斗。董毓华同志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天津的“一二·一八”示威游行，开始了天津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固然主要是由于天津同志们的努力奋斗和天津广大学生群众的革命觉悟，但它同北平“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革命浪潮的冲击是分不开的，是“一二·九”运动向全国范围扩展的第一炮。在组织和促进天津“一二·一八”示威游行上和组成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方面，董毓华同志是有功绩的。
“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以迅猛之势向全国扩展，首先在学生方面，并逐步波及工、农、商、学、兵各界，波及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特别当1936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担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兼北方局书记以后，传达了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宣传了党中央确定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逐步肃清了以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华北党内的影响，派了一批干部到华中、华南地区协助开展工作，因而巩固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白区工作的新局面。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白区党的工作，始终以一日千里之势，不断向广度与深度前进。
正是在这个时期，董毓华同志和我，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而暂时分开了。我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从北平调到天津工作，由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董毓华同志则继续从事公开工作，在群众运动中担任公开职务。从1936年春季到1937年夏季平津被日寇占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讯联系，因此我对他这一段的具体情况不大了解。有时也从其他同志那里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也只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限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纪律，也未能详细询问。我只大概知道，他的工作范围，逐步从学生运动扩大为联络工商界、知识界的上层统一战线活动，由平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成为全国学联的领导人之一，由学生界的领导人物逐步成为平津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先后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和天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在这一年中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下，他曾在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风尘仆仆地从事活动，还到过不少其他地方。听同志们讲，他的革命热情、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还是同过去在北平中国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相同，身体比那时还要差一些。在当时的上层知识界人士中，有不少人，如刘清扬、罗隆基等，对于这位热情亲切的共产党人，都有好的评语。在刘少奇同志来到北方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把“一二·九”运动开始的抗日救亡高潮迅速地推向全国，团结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董毓华同志是这场斗争的坚决执行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我在与董毓华同志分别了一年之后，在1937年8月，又在天津见到了他。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北平、天津已经沦陷，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北平已经无法活动，暂时转移到天津租界，商讨抗战开始以后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这时，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都已离开天津，留在天津坚持白区工作的，有以马辉之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我当时做天津市委书记，我去看望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志们的目的，是去了解一下他们由北平转移到天津以后，有那些方面需要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协助。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董毓华同志是党组书记。这一次，由于商讨的都是有关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大政方针问题，没有时间同董毓华同志就一年来彼此情况深入交谈。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将工作人员适当分散，杨秀峰同志到华北解放区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并留下一部分同志在敌占区工作，以天津为中心，党的工作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留下的同志中，有董毓华、李楚离、张致祥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我那时还在天津市委工作，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他们的活动情况时有所闻。过了不久，我调到河北省委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便和他们直接联系了。
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设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主要是领导河北敌占区的工作，其中包括北平、天津、唐山的工作，冀东特委的工作和北宁铁路的工作。河北省的其他地区，如冀中、冀南、冀鲁边、冀西等，由于八路军的挺进，已经建立了解放区或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区党委，直接归中央和北方局领导，只与河北省委发生一些横的关系。河北省委在可能范围内也给他们一些帮助，如派遣一些工人和学生去参加游击战争，帮助采购或募捐一部分药品，供给一些敌人的政治军事情报等，但由于敌人的残酷统治和当时大城市地下党工作的薄弱，这些帮助是很微薄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河北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尚未开展游击战争的冀东地区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平、津、唐和北宁铁路沿线等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积蓄力量、隐蔽精干，以待时机。
1937年下半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天津敌后的国民党组织，也开始在招兵买马，收编敌后地方民团武装和土匪武装，给以委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华北各界教国联合会的工作，有以下两点重要的转变。一是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以发动和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为主；一是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吸收了地方上主要的国民党人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推选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王若僖担任。共产党在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中成立了党组，党组书记是李楚离同志，党组成员是董毓华同志和朱其文同志。从此，董毓华同志开始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
经过了几个月紧张、艰苦的准备，其中包括了1938年春季在天津秘密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军事会议，伟大的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终于在1938年7月爆发了。这是一次振奋全国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在抗日战争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促成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对冀东的挺进。起义的主体是在数百名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开滦煤矿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的一些国民党员、知识界和地方民团武装力量也广泛地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壮举。董毓华同志在这次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起义开始以前，就多次到冀东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和领导工作。在起义开始以后，他又担任了起义部队的领导工作，做了冀东抗日联军的政治委员。在部分起义部队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转移的过程中，他指挥了这个部队的转移。在起义部队到达平西根据地以后，他就任了这个部队的司令员，主持了这支部队的训练、教育和改编工作，并在冀热辽挺进军的领导下，与白乙化同志率领的抗日先锋队合并，组成华北抗日联军，由董毓华任司令员，白乙化任副司令员。在冀东起义以后，董毓华同志参加了和指挥了不少战斗，虽然还不能说他已经成为一个很熟练的军事指挥员，但他确实全心全意地以全部精力和无限的革命热情从事他的工作，赢得了部队对他的信任，赢得了党和上级对他的信任。就在这个时候，在1939年夏季，董毓华同志因积劳成疾逝世，这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时我住的地方离他住的医院有十几里路，我赶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并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我和董毓华同志相识只有四年，而且这四年之中，有一年没有见过面。其他三年，我们的见面也多半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或戎马倥偬的环境中，没有机会在一起多交谈。但在这短短几年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在这四年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工作段落：一段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一段是职业革命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工作者；一段是投身于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这三段工作中，每一段时间都不长，但都能出色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工作任务。这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愉快地接受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同他相识四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骄矜自满的话，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的话。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但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他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对于艰苦的工作任务，他乐于接受并积极努力去完成。由于董毓华同志从“一二·九”运动以来直到他逝世前工作变动很频繁，又到过许多地方，许多同志同他相识，但很少同志和他在一起较长期地工作过，因此也很少有同志比较清楚地了解他的全面情况。我愿以这篇短文，概述我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把他介绍给一切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