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六年来物价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我国六年来物价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薛暮桥
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的物价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物价是显著地上升了，另一方面，人民生活也是显著地改善了。表面看来，这两种变化是互相矛盾的。长期以来，我们常常宣传稳定物价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稳定物价是安定人民生活的必要保证。这个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以致物价的每一次上升都可能使人民心神不安，认为物价上升一定会降低人民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着理顺经济关系，加速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调整物价。这几年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使农业生产的增长也比较快。城乡人民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欣喜的，但对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则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农民十分欣喜，城市居民大多数持反对态度。为什么产生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呢？由于农民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城市人民是农产品的消费者。在价格问题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总是互相矛盾的。
我曾几次说过，人民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不决定于物价是否稳定，而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一直强调稳定物价，虽然多次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是提价的幅度很小，还小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因受自然条件限制，产量愈多成本愈高）的幅度，因而就削弱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二十六年粮食增产的幅度，大体上等于人口增长的幅度。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为着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对农民实行征购。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余下来的粮食太少，大多数农民满足不了自己的生活需要，不能不用瓜菜来代替，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十年动乱时期，有几百万干部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有一千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劳动，那时候目睹的农民生活情况，大概还不会忘记。
五十年代后期，不但粮食供应紧张，副食品供应也日益紧张，于是对猪、蛋等副食品也采取派购的办法，因而就削弱农民对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城市限量供应，限购数量很小，实际上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二十六年的事实充分证明，用征购、统购、派购和限量供应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的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打破过去的陈旧思想，为着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粮食只提购价不提销价），八种主要副食品提价，提价的金额加到职工的工资中去（每人五元）。这一年和随之而来的1980年粮棉和各种副食品的生产迅速上升，猪肉、鸡蛋等供过于求，敞开供应。农民收入增加，生产增加了，生活也随之改善了。城市人民副食品的供应充足，生活也是显著改善，吃的肉、鱼、禽、蛋等副食品的数量多了，从要求吃饱开始转向要吃得好一点。当然，五元物价补贴是按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计算出来的，由于吃的副食品多了，伙食水平提高了，开支增加就超过五元，因此许多人对副食品提价仍然不满。应该看到，这几年工资（包括奖金）增加很快，远超过物价的增长速度，所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吃得较好，穿得比较漂亮，彩电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城乡人民在银行的储蓄仍然大幅度地年年增长。在物价调整中，人民生活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显然是上升了。现在收集一些统计数字，来供参考。
从1978年到1984年六年中，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17.7％。除去农民，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19.9％（包括牌价和市价），其中上升最多的是食品，六年共上升26.9％（只包括国营牌价）。这六年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上升53.6％，上升幅度高于销售价，是由于粮油两项只提购价，未提销价，购销价格倒挂，亏损额由国家补贴。1985年由于再一次提高副食品的价格，加以工资奖金增长过多，物价上升的幅度将比过去几年更大一些。
过去六年中，城乡人民平均消费金额提高86.9％，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为57.7％。其中农民每人平均收入增加165％，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为144％；职工每人平均工资收入增加58.6％，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为32.3％。城乡居民合计实物消费量，吃的：粮食从三百九十一斤增至五百零三斤，增加28.6％；食用植物油从三点二斤增至九点四斤，增加将近两倍，猪肉由十五点三斤增加到二十六斤，增加70％（以上粮油两项特别是粮食农民增加较多，职工增加较少）。穿的各类布从二十四尺一寸增加到三十二尺五寸，增加35％。用的每人购买日用消费品从二十八元八角增加到六十七元，增加132.6％。再讲具体一点，每百人拥有自行车量从七点七辆增加到十八点八辆，增加144％。每百人拥有电视机从零点三台增加到四点六台，增加十五倍多一点；每百户拥有收音机从七点八台增加到二十一点六台，增加一点七七倍。这还是城乡合计，在城市中，几乎每个职工都有一辆自行车，职工家庭拥有电视机的占90％以上，正在从黑白电视机提高到要买彩色电视机了。几乎家家都有一两台收音机，许多家庭有收录两用机，还有电冰箱、洗衣机等，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人民的生活是确实上升了吗？
能不能副食品不提价？不可能，不提价就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副食品。过去养猪、养鸡都是家庭副业，一家至多养十几只鸡，几头猪，鸡可以放出去吃野食，猪可以搭配青饲料。现在家庭副业已经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需要，产生了每户养上百头猪，几百只、上千只鸡的专业户，和规模更大的养猪场、养鸡场。这样大规模生产，必须都喂粮食（猪长一斤肉要吃四斤粗粮），成本就大大提高了。这几年由于奖售粮的比例上升，粮价年年上提，在1979年规定的猪肉、鸡蛋等副食品价格，现在又显得偏低，供应逐渐紧张，因此今年不能不再一次提价。几年来，许多小城市的价格早已放开了，中等城市大部分已经放开，只有少数大城市在去年和今年才逐步放开。放开的城市，副食品价格早已上升（小城市因靠近农村，主要靠家庭副业供应，上升不多），所以这一次不用普遍提价的办法，而是用把价格放开，随着供求情况变化上下浮动的办法。副食品价格放开后，价格平均上升20％到30％，中小城市比这低一点，少数大城市比这多一点。在副食品中，过去早已敞开供应的鸡蛋涨价少一点，过去很难买到的活鱼涨价很多。放开后副食品的上市量大大增加，今年的人均消费量将比去年更多。
今年蔬菜的价格也放开了，让农民进城议价销售。农民提供的蔬菜品种多，比较鲜嫩，价格总的来讲也上升了（有一部分是质量差价），淡季市价高于国营菜店的牌价，旺季市价比牌价还低。这几年蔬菜价格上涨，也是因为需求增加，特别是要增加品种，四季供应。因此许多种蔬菜从露天培养改为温室培养，成本大大提高。过去靠近郊供应蔬菜，现在要在不同季节的地区互通有无，长途调运，这也使成本上升。蔬菜价格放开总的来说效果是很好的，但蔬菜的季节变化很大，现在由于多年来国营菜店独家经营，菜农、菜贩短时期内都还摸不清供求规律，所以供求变化、价格涨落很大。国营商店应当参预市场调节，来调节供求，使价格比较稳定，进而对菜农、菜贩发挥指导作用，但现在国营菜店还远没有学会市场调节，旺季牌价高于市价，无人来买，改营日用百货。一到淡季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又手忙脚乱，被迫恢复统购统销。放开价格的方针应当坚持下来，但国营菜店、菜贩、菜农学会适应市场调节，恐怕还需要几年时间。关键是国营菜店摸清各种蔬菜供求规律，在市场调节中能对菜农、菜贩发挥指导作用。蔬菜在季节变动中价格有升有降，这是客观规律，不能够象工业品价格那样固定不变。但如果国营商业不发挥指导和调节作用，放任盲目发展，价格涨落太大，不但消费者吃亏，生产者也吃亏。在这方面，国营菜店应当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经验。世界各大城市的蔬菜都不能靠当地供应，各地季节不同，旺季淡季不同，必须进行地区间的余缺调剂。
今年我国改革副食品的价格管理体制，是解决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想解决而难于解决的问题，许多外国专家学者对我们的评价是很高的。在国内，八亿农村人民都因提价而增加收入，喜气洋洋，正在努力增加生产。二亿城市人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十分反感，说提价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我为这事曾经发表几篇文章，接到许多态度很诚恳的批评。有一封来信说大家都很怀念六十年代的物价稳定，愿意恢复六十年代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假使如此，我们就将恢复六十年代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二两到半斤猪肉（只有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供应一斤），很难看到鲜鱼，蔬菜也只有几种大路菜，多数人愿意这样干吗？还有一封来信说六十年代前期你当物价委员会主任时候，能把计划价格稳定不变，把集市贸易价格降低下来，为什么现在你会主张放弃计划价格，用市价来代替牌价呢？六十年代初是继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集市猪肉价格涨到每斤五元，鸡蛋每个五角，粮食每斤一元。国家为着稳定物价，每人限购二两猪肉，棉布城市每人每年六尺，乡村三尺。那时我们也想提高肉价，让城市人民多吃点肉，但农民连口粮都不够，那里有饲料来多养猪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家有余粮，国家还可以拨出几百亿斤粮食来奖励农民养猪养鸡。这次副食品涨价国家也给补贴，由于各地涨价幅度不同，补贴也多少不同。按过去的消费水平，补贴足够抵消副食品价格的上涨。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吃的副食品数量多了，质量好了，开支仍有增加。但工资、奖金的增长更多，所以开支增加以后仍有余钱储蓄。1978年城乡人民储蓄存款是三百零九亿元，去年上升到一千一百四十九亿元，增加了两三倍，单去年一年就增加一百八十五亿元，这有什么可以叫苦的呢？
有些同志说统计不正确，他们用活鱼来做例子，每斤三元，比过去上升一倍。请大家回想一下，1978年是很难看到活鱼的，前两年也相当难买，现在天天可以买到。还有同志说瘦猪肉涨到二元几角。请他们回想一下六十年代，人们因为肚中油水太少，抢着要买肥肉。现在肚中油水多了，生活水平高的人就不要肥肉，专要瘦肉，以致瘦肉贵、肥肉贱，这不是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上升吗？还有人以上海三十元一斤螃蟹为例说明物价上升将近十倍。今年夏季我去上海，那时大螃蟹每斤八元，我就嫌价贵，一只都没有买。后来由于香港来客抢购，到秋天曾猛涨到三十元（现在又降下来了）。香港同胞愿意出三十元，有何不可，我想上海人除高级宴会外是不会吃三十元一斤的螃蟹的。六十年代连鱼都没有，现在有鱼有肉，又何必一定要吃螃蟹呢？
过去许多同志把限量供应，价格稳定，当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怀念六十年代，这是一种误解。采取这个方针，副食品的供应就不会增加，人民生活也就不能改善。只照顾消费者的利益，不照顾生产者的利益，生产就不能发展，消费者的需要就不能满足，生活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就一直是这样的情况，1979年起改变政策，才使商品特别是食品的供应大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把这两个时期对比一下，究竟是前一时期好，还是后一时期好呢？物价（主要是副食品价格）确实是上升了，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才是真正反映实际情况的正确评价。许多同志只要求改善生活，而坚决反对调整物价，特别反对副食品价格的上升，没有看到不提高副食品价格，生产就不会上升，人民生活（在吃的方面）就不可能改善。我希望对这问题进行广泛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