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者的回忆——读赵家璧《编辑忆旧》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书林漫步

播种者的回忆
——读赵家璧《编辑忆旧》
丁景唐
赵家璧同志送了我一册《编辑忆旧》。一见到那我青年时就熟悉的“良友”播种者的封面，便顿有一股亲切之感。封面上一位头戴草帽的农民，肩上挂着谷粒袋，正在春天的田野里，撒着幸福的种子。这幅图案第一次用在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上时，他曾写过一段发刊词，专门谈了这幅播种图的寓意。图书是精神食粮，编辑和作者，不都是精神食粮的播种者吗？这幅图案不仅是“良友”，也可以说是赵家璧同志几十年辛勤劳动、播种精神食粮的一种特有的印记。
“良友”出书并不算多，但自有鲜明的特点，以装帧精美、出书成套和善于团结作者见长。“良友”除了出有我国第一份大型画报——《良友画报》外，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有《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中篇创作新集》以及《苏联版画集》等，《中篇创作新集》是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这些图书在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赵家璧同志早在大学读一年级时，便曾半工半读，帮“良友”编《中国学生》。1931年毕业，正式应聘到“良友”当了编辑，年仅二十二岁。负责文艺图书的，实际上就他一个人。他十分热爱编辑工作，在《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一文中，曾详细地谈了自己“从爱读书到爱编书”的思想历程。他认为，编辑工作不只是“为人作嫁”，也是在从事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好的图书，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还能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播种者的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单是这种事业心和自豪感，对于今天的青年编辑来说，无疑是富有思想上的启迪作用的。
本书共二十八篇文章，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情自然真挚。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前辈作家郑伯奇曾给予很大的帮助。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创造社老将“左联”主要成员郑伯奇改名郑君平参加《良友画报》工作。作者说：“郑伯奇的到来，对良友公司出版方向所起的巨大作用，最先表现在《一角丛书》的选题和作者队伍的变化上”。郑伯奇介绍了“左联”、“剧联”、“文总”的著名作家林伯修（杜国庠）、钱亦石、赵铭彝、周扬、夏衍、丁玲、阿英等写稿，扩大了作者队伍，也大大充实了丛书的内容，深受读者的欢迎。由于郑伯奇的关系，赵家璧有幸认识了鲁迅，多次亲聆教诲。鲁迅先生曾亲切地鼓励他说：编辑工作“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本书有五篇文章是专题回忆鲁迅先生对他的支持的。赵家璧同志在编辑工作中，除了前边提到的一些著名作家外，还得到过其他著名作家老舍、巴金、靳以、张天翼、施蛰存等的帮助和支持。比如，作者回忆了“晨光”时期，主编《晨光文学丛书》，其中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钱钟书的《围城》、师陀的《结婚》等。此外，在郑振铎、夏衍、冯亦代等支持下，与美国费正清教授商定翻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二十卷本，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丰富的历史资料。赵家璧同志的编辑生涯中，也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他所编辑的鲁迅、阿英、丁玲等的作品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或删削。1933年12月13日，良友图书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竟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用大铁锤击破。这仅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肆行法西斯暴政的一个例子。
最近，关于出版学、编辑学问题，出版界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任何“学”，都是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编辑忆旧》同样可以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发。书中作者不仅谈到了自己对编辑工作的认识，还介绍了一些创造性的经验，如首倡作家的签名本、重视装帧的艺术性以及开展卓有成效的多方面的作家的组稿工作等等。这些都可以供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编辑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