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陋室铭”——在上海几位知识分子家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陋室铭”
——在上海几位知识分子家里
新华社记者　徐光耀　邬鸣飞
“能找到一间房子，等于找到大半个娘子！”这句仍流传在上海青年唇间的话，充分反映了这个大都市居民住房的紧张状况。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市尚有几万户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四平方米。
寒暑易节。多年生活、工作在大上海的万千知识分子，有的分到称心的住房，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因国家财力有限，更多的人仍身居陋室。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住房虽小，仍大展其志，在陋室中描绘出一幅幅壮美的图画。
“我家住房困难，国家也有困难。”
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小屋，竹篱笆加泥巴糊成的墙壁；一扇小窗，暗淡无光；几万册各种书刊，塞满屋内每个角落。这，就是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的家。
叶永烈一家四口，在这间拥挤破旧的小屋里度过了整整十六个春秋。
“这哪里象个家？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真正的家！”妻子有时发出这样的抱怨。
每当这时，丈夫总是劝慰她：“我家住房困难，国家也有困难，‘小家’的困难怎能不服从‘大家’的困难。”
今年四十五岁的叶永烈，1963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市科协工作。为减少干扰，他的写作大都在自家的小屋进行。屋子小，他用茶几代替写字台，坐在小板凳上从事写作。时间一长，他的腰酸了，背痛了，双腿蜷得麻木了，仍不肯中断在科学原野上驰骋的思路。有播种，才有收获，日复一日的笔耕，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问世了。他说：“能做好科学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就是自己最大的乐趣！”
1979年春天，叶永烈乔迁新居，成为一套二十五平方米住房的新主人。不久，他把年迈的老母从浙江接来，从此开始了三代同堂的生活。每天一厚摞资料，收藏的三万多册图书，两间小屋很快又挤满了。一些亲友见此情景，劝叶永烈：“你应再设法调个大套间。”他莞尔一笑：“上海住房那么紧，我先得到改善，只能感谢，不能再伸手了！”他叫两个儿子睡在两张折叠式钢丝床上；夫妇俩把结婚时买的四尺半宽的大床卖掉，换成一张三尺半宽的中型床，在腾出的地方摆放一排同顶棚相接的书架。他家厕所的顶端，也派上了堆放资料、杂志的用场。条件虽差，却丝毫没能动摇叶永烈奋发创作的顽强意志。他在阳台上搭了一个四平方米的“写作室”，每天将专业性很强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演绎成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用心血和汗水不倦地传播着科学的种子。短短几年，三十四万字的《奇怪的病号——叶永烈科学作品集》出版了，十一万字的《人才成败纵横谈》问世了，接着是十万字的《科学王国漫步》、八万字的《当你步入科学之门》……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二十几年间，叶永烈身居斗室创作了八十八本科普作品，为报纸、杂志撰写了两千多篇科普文章和一大批报告文学。
陋室生辉。许多青少年在叶永烈作品的熏陶下，踏进科学之宫，去探索科学奥秘。辽宁省一位中学女教师回忆说，她念高中时，就被叶永烈的《碳的一家》深深吸引住了。在作者的笔下，有机化学简直象魔术师一样神通广大，能使废物变成珍宝。从此，她爱上了化学，成为化学老师。英国、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新闻记者，也慕名来到叶永烈的陋室。有位诗人曾赞扬他：“不要冬天的温暖，不要夏夜的凉风，不要生活里的蜂蜜。你只要：你的时间，你的小屋，一个科学幻想的原野！”
“在异国他乡，哪有自家的小屋好！”
这句充满深情与乐观的话，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教授王一飞内心世界的独白。
1980年10月，王一飞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海外进修。在联邦德国的汉堡大学医学院，他独居一间三十平方米的豪华型寝室；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生殖生物学中心，他同样住进宽敞、舒适的高级房间。
有谁想到，王一飞一家三口，在上海的住房才九平方米。进修期间，王一飞以其天赋和勤奋，很快受到国外同行们的赏识。进修临近结束时，他的导师、英国著名生殖生物学家肖特教授热情地挽留他：“这里的条件很好，你就在这儿干下去吧，愿意干多久就干多久！”
留下来？回国？面对导师的盛情挽留，王一飞没动心。他坚信：国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差些，但向前看，总会逐步得到改善。他诚恳、委婉地对导师说：“谢谢您的好意，我不能改变自己一俟期满立即回国的初衷。”
王一飞远涉重洋返回上海。在那间只够放一张床、两张小桌和一个五斗橱的房间里，他与家人团聚了。“在异国他乡，哪有自家的小屋好！”王一飞带有几分诙谐说。然而，小屋毕竟太小啦！他自从出任学校基础部主任后，找他的人也随之多了起来，小屋常常被挤得转不过身。一次，他家一下来了三批客人，王一飞只好把其中的两批送到父亲的房间里就坐。在狭小的天地里，王一飞用上了“运筹学”。一到晚上，当讲师的爱人朱云凤要备课，上初中的女儿要做作业，王一飞便抱着一叠公文报告到父亲家里借一席之地，阅处这些“不需要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的材料。”到八九点钟，女儿的功课做完了，他才幸运地回到小屋从事写作，常常干到东方欲晓。
“作为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有义务为党分担困难，没有权利让党为难。”王一飞笑吟吟地说。在王一飞的血管里，奔流的是勤奋者的热血。三年多来，他因陋就简，有效地驾驭着“晚上时间”，取得累累硕果：除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他带着研究生在“生与育”方面获得三项重要成果，其中有两项荣获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三等成果奖，发表了三十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现在，四十六岁的王一飞正忙于主编一部八十万字的科学专著。
“改善居住条件可以等，在奋争的乐谱上不能出现休止符。”
在浙江南路一百五十五弄有一间九平方米的亭子间，住着一对中年工程师和他们的女儿。男的叫陈开澄，在上海能源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杨用娟，是上海石油化工研究所合成研究一室的副主任。
高层建筑矗立四周。陈开澄的家，终日透不进阳光。一墙之隔，是邻居们的四只自来水龙头，泼出的水经常渗进屋里。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小屋，这对知识分子已生活了十九个年头。“住房条件再差，在奋争的乐谱上也不能出现休止符。”这句话，他们时刻铭记在心，时刻用来提醒自己。他们在默默地同困难作斗争，没有牢骚，唯有发愤之志。为了少占地方，他们将自家一张五尺宽的大床，变成四尺宽的旧床；没有写字台、茶几之类的家具，单人沙发只摆一只。“只要能干事业就行”，陈开澄说：“我俩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再不抓紧时间工作，就要老了。改善住房条件可以等待，为四化做贡献要争分夺秒快赶路才行。”近年来，他先后担任上海能源所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市科委能源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市能源咨询公司经理等职。八小时之内，他事务性工作异常繁忙；八小时之外，是他从事业务研究的“黄金时间”。无论是炎热的夏夜，还是寒风呼号的冬夜，他都伏在小饭桌上。为让生命在奋争中留下轨迹，几年间，他利用一个个夜晚主编了一部二十万字的《节能实用技术》和四本节能小丛书。《能源技术》杂志每期十万字，已经他审定、出版了二十四期。与此同时，他还组织进行了七个“软科学”课题的研究。如今，他又在小饭桌上订出新的规划：和同事们一道编写一部一百万字的《上海市能源的历史、预测、规划与展望》。
他的妻子杨用娟，同样是事业上的执著追求者。因家里潮湿，她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贫血和胃窦炎。就是这个全所闻名的“老病号”，在科研上却成为一员“巾帼骁将”，不间断地荡桨于科学的海洋之中，终于使她和同事们一道完成了一项国家重点攻关项目。1983年起，她又带领一个课题组开展“甲苯二四位二异氰酸脂”的重要研究，目前已取得实验室成果，为我国精细化工生产作出了贡献。
“改善住房条件，要靠包括自己在内去创造条件。”
在厦门路七十六弄十号，记者顺着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拾级而上，来到五楼，跨进了黄浦区宁波路小学教师沈谦的家门。
这是一间在四楼屋顶晒台上搭建起来的简易房，有二十平方米，最矮处仅有一点五米，最高处也只有两米。靠里边，是沈谦和老伴的床，中间用两只木箱同女儿、女婿及外孙女的床铺相隔。祖孙三代同居一室，生活诸多不便。这位有着三十七年教龄、今年五十八岁的老教师，从未写过一份申请住房报告。他认为，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应该率先为国家分忧。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奋斗，使祖国早日兴旺发达。要改善住房条件，还必须包括自己在内去积极创造条件。贡献得越多，条件就成熟得越快。把国家建设富了，我们的宽敞住房也就有了！”
沈谦把“为四化培养合格人才”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他承担讲授科技常识课，为使学生听得懂、记得牢，除认真备课外，还动手制作了一百多件教学用具。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兴趣十足地开展起小制作、小发明活动，多次荣获过市、区少年科技活动比赛一、二等奖。
陋室，也是沈谦的“课外教室”。有一个五年级学生，学习不刻苦，连续两次留级，家长为此忧心如焚。沈谦把这位同学接到家里，每晚为他补习功课两小时，再送他回家。来了小客人，又要腾出一块地方，沈谦的家里更挤了。“房子这样小，还叫同学来，你就不怕挤？”多病的妻子沉不住气了。沈谦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挤一点没关系，孩子功课上不去，学坏了，对国家不利呀！”老伴听后连连点头。连续十三个月的晚上，沈谦在家里辅导这位同学，使他有了明显的进步。第二年，他顺利地考取了中学，毕业后又踏进了技术专科学校之门。类似这样的差生，几年间，沈谦做过辅导的不下十位。今年9月，经全校师生一致推选，沈谦被光荣地评为黄浦区先进教育工作者。
上海，有一大批身居陋室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祖国、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样一往情深，一片赤诚。他们抱定的宗旨是奉献，不是索取。我们走出沈谦低矮的住房，在繁星镶嵌的夜的帷幕下，不由得想起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名作《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象沈谦这样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不正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撰写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陋室铭”么！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