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夏衍
“七七”之后，上海很快地又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不甘落后，于伶、张庚等人和我说，要赶快编出一台新戏，在大剧场公演，以壮声势，并借以团结话剧、电影、音乐界人士。我们在“卡尔登”后台开了一次会，洪深、应云卫、章泯、凌鹤、张庚、冼星海都参加了。好象他们已经谈得很具体，连这个戏由哪些人执笔，也已经决定了。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的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和润色的工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我也就随口答应了。
7月9日晚上，我如约给潘汉年打了电话，他要我下一天晚八时在大光明咖啡馆等他。他陪我去见一位朋友。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和潘汉年在大光明咖啡馆会面。我们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往西走，到蒲石路下车。我问他，去看什么人？他说，你见面就知道了。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懦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的传奇式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因为不久之前，当时在上海的一位波兰同志薛泼（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曾给我看过一张德文报纸，上面有他在中央苏区的照片，那照片上是一个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下面注明是周恩来。这两者之间，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大概主人已经看出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拘谨，先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天气很热，把上衣脱了吧。”又说：“大约在三○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潘汉年接着开口了：“上次和你谈过的方针，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
为了镇定自己，我脱下上衣，点上了一支烟，只说：“中央决定了，我没有意见。”恩来同志以谈家常的口吻，问了我的籍贯，老家还有什么人，有几个孩子，在日本呆了几年等等。又说：“听汉年说，你本来学的是工科，对吗？”我一一做了回答，然后说：“我在上海正好已经呆了十年，情况也比较熟悉了。所以，我还是想在上海工作。”
“上海失守了呢？”恩来同志问。
“我过去一直是地下党，日本人占了上海，我相信还可以呆得下去，我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因为，上海是一个文化中心……”
没等我说完，他就笑着说：“你的社会关系，我也知道一些，你认识蔡老板，还有萧炳实他们。”
我点了点头：“还有一些杭州中学的同学，和在日本的中国同学。”
他看出我不太拘束了，就转入了要谈的本题：“我们很快就要到外地去，跟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开，有许多事情要和国民党合作。汉年说你在日本当过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书记？”
“不，当过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后来就被他们开除了。”
他又笑了，继续说：“现在是第二次合作，我们需要一批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总支部常委，相当于省党部常委，你认识国民党内的哪些人？彭泽民？”
“没有见过面。和我联系的是海外部秘书长许苏魂，当然，我还认识经亨颐，还有吴稚晖、戴季陶。”
“现在，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不多了。在党内的年青人，听到国民党三个字就冒火，这怎么能和他们共事呢？他们是被迫合作的，但要抗日，得争取他们一起打日本。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我默默地听着，边听边想，但好容易才下决心，讲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来，搞的是文艺和电影，搞统战工作，实在没有经验。”
他分明是看出了我面有难色，便鼓励我说：“你不是在日本当过组织部长吗？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
我看了潘汉年一眼，说：“我不象他，我怕和上层的大人物打交道。”
他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
我不能再讲别的话了，下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这就对了。”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此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性的杂志、剧团、歌咏团等等，总之，要做的事是很多的；而形势又肯定是很复杂的。不过，你不要怕，困难会使人受到锻炼。”
这是我第一次和恩来同志见面。也是这一次谈话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我从小就怕见陌生人，怕别人注意我，所以，家里人叫我“洞里猫”。在上海工作了十年，但接触的人也还都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现在，经过这次谈话，我得抛头露面去做达官贵人、商人、买办的工作了。
临别的时候，恩来同志握着我的手说：“我明后天就离开上海。今后，由汉年和你联系。”国共合作尽管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听他的口气，大体上已经定了。要我今后进行公开活动，看来也已经定了。
〔编者附记〕这是夏衍同志新作《懒寻旧梦录》中的一节，题目是编者加的。全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