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的握手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邓颖超的握手
〔日本〕清冈卓行
从中国旅行回到东京后，许多事情使我怀念。说起来也许可笑，其中一件就是与中国人握手。
去中国旅行之前的十年中，我在日本也曾与人握过几次手，但细想起来，总共不会超过五次。因为生活在日本，用不着握手。但在中国旅行十七天，大概握了三百多次。虽然这象征着日中友好，但却是我不曾想到的。
当然，握手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有的强些，有的弱些。不同的感觉，取决于握手双方的心情。在中国旅行时的多次握手中，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刻。在这里，我想讲其中突出的一次。
在中国旅行的第九天，即12月7日，虽有寒流，但天气异常晴朗。上午十点半钟，日本作家代表团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邓颖超女士。她于五天前，刚刚就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方面的人士站在大厅入口处迎接我们。我们一行，团长在前面，依次按着名单的顺序鱼贯而入。中国方面的人士也站成一排，与我们依次握手。但邓颖超女士的握手，却使我特别感动，难忘。
她微笑着，目光安详。握手时，力量不强不弱，时间不长不短，很亲切，又恰到好处。她不仅用右手，而且把左手也轻轻地放在我的右手背上。刹那间，我感到她是多么慈祥而又庄重啊！当然，我知道一点她的经历。不能不说有一点感情因素，但其中也有比这感情因素更深沉的内涵。
大厅很宽敞，天棚很高，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画——《延安宝塔》。我们步入大厅。井上靖团长夫妇坐在正中，背对着《延安宝塔》，我们按着名单上的顺序依次坐在左侧。沙发与沙发之间有茶几，上面放着烟灰缸。一会儿端上热茶。我们在中国各地旅行，对这种形式已经习惯了。但这里毕竟是人民大会堂，有一种独特的庄严肃穆之感。
中日双方各坐一侧，呈两条对称的直线。邓颖超女士与井上靖团长并排而坐。三排人围坐在长方形地毯上，上面是空阔透明的空间，两国语言畅通无阻。会见长达两小时二十分钟。我看到，讲话间歇时，有二三次，井上靖团长拿起了香烟，邓颖超女士亲切地划着火柴，给他点火。
会见结束，我们又与中国方面的人士一一握手告别。这次与邓颖超女士握手时，与前次一样，也使我深受感动。照常礼讲，这种场合的握手，本来是会见前后的一种礼节，但据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发现握手不只是礼仪，还有更深的含义。她的握手，有一种艺术魅力，给人力量和启示。
邓颖超女士说，1976年是中国最悲痛的一年。从4月到10月，是建国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毫无疑问，前者是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逝世，后者是指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横行霸道和粉碎“四人帮”。她感谢日本各界人士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的沉痛悼念。她还生动简洁地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并说到，文艺方面已经有出现百花齐放的可能性了。
她讲话时，态度和蔼，诚恳，但有时也严厉起来。在日本女作家松冈洋子译的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卷末，附有书中有关人物的传略。在邓颖超一项中，谈到了她与周总理的美好动人的夫妇关系；他们在学生时代就非常亲密，同甘苦共患难。她爱国的革命热情和高尚、真诚的品德，赢得了全国人民、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有的尊敬。
望着邓颖超女士，斯诺的那些话语，突然从我记忆中闪现出来。从直感上，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广大的中国人民那样敬爱她。
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邓颖超女士讲话生动，如她打比喻说，粉碎“四人帮”等于打开了中国人民的“痖门”。担任翻译的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唐家璇补充说，“痖门”是针灸中的一个穴位。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比喻。我才疏学浅，只知道“痖门”，大概是在头后部，治头疼时非常有效的一个穴位。为了说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形势，用这个古老的传统医学术语来比喻，实在深刻、活跃，惟妙惟肖。
井上靖团长谈起了1961年，他参加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团长龟井胜一郎）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另一间大厅里见到周总理的往事。
可能因为是会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周总理朗诵了墙上挂着的巨幅毛主席词《沁园春·雪》，并加以解释。这首词描绘了中国壮丽的自然风光，然后一转，历数中国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慨叹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最后一句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中提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蒙古帝国的始祖成吉思汗。周总理讲成吉思汗时，对井上靖先生说：“就是《苍狼》啊！”井上靖的小说《苍狼》确实是以成吉思汗为模特的，所以井上靖先生听了周总理的话特别高兴。
井上靖先生想起了十五年前的情景，对邓颖超女士说：“我本来一直很紧张，听了周总理这句话，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周总理对于外国作家的作品都很熟悉，使我很感动。”
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井上靖的话，一边想，这段小插曲很能说明周总理感人的品格和智慧。
接着，代表团各位，依次谈了旅行观感。邓颖超女士说，井上靖团长叫大家都谈一谈，是讲民主的。大家都笑了。
我忘不了佐藤纯子女士谈及周总理逝世时的一件事。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逝世的。佐藤很快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报道；在医院的一间房子里，周总理的遗体上盖着党旗，周围摆着鲜花，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花圈。花圈右边的飘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左边写着“小超哀献”。小超，这是在五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周总理对妻子邓颖超的爱称。
“那时……”，佐藤说到这里，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一看，她热泪满面。我心里一热，泪水也涌了上来。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邓颖超女士旁边的两排中国朋友，有的摘下眼镜，用手捂着眼睛，有的从衣袋里掏出了手帕。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我们日中两国的朋友，都一起为同一个人悲痛，潸然泪下。这使我深感友谊是可以超越国界、民族、思想和信仰的。
在听井上靖团长讲话的时候，我心里慌慌张张地想，下面该轮到大家发言了，我可说点什么呢？我这个人，讲话和写东西都很慢，每次在文艺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总是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必须先准备一下才是。
我讲完之后，曾反复回味自己的讲话和邓颖超女士的回答。我与人专心谈话之后，头脑中总是不时闪现当时的话语，因为是与邓颖超这样一位受尊敬的女士谈话，所以更加难以忘却。等我从沉思中醒来，专心听代表团的其他人讲话时，已经轮到最后一名佐藤纯子女士讲话了。
因此，我只记得井上夫人郑重亲切地祝贺邓女士就任副委员长，岩谷大四先生赞扬中国社会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关系融洽，说：“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但因刚刚镶牙，很不舒服。”大家都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还有伊藤桂一，他很认真地说：“我要学习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
接着，辻邦生先生说：“过去，我只是在理想、哲学方面渐渐接近中国，这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切人都在工作。”大冈信先生讲了与中国文学研究家开的座谈会，热切地希望日中两国间的文学翻译、交流工作进一步发展。
秦恒平先生说：“我是第一次到海外旅行，如果把十七天的旅行，比做画一条巨龙，那么今天的会见，就在这条还没有完成的巨龙上点睛了。”邓颖超女士微笑着说：“你是日本作家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今后欢迎你经常到中国来。”
白土吾夫先生十分感慨地说：“这次访华，见到了阔别十一年的刘白羽先生。”我想起，昨天上午，与刘白羽、刘大为、李瑛会见后，白土先生对我讲：“昨晚安排这个日程时，我忍不住哭了！”
我讲的话很短。荣幸的是，邓颖超女士回答过一次，当时的话，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想简单地讲一下去大同参观的感想。”我先讲了云岗石窟的佛像和云岗煤矿地下一百六十米的采掘现场，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极为鲜明的印象，接着说，“极其古老的文化遗产和现代的煤矿生产，交织在一起，使我更感到中国历史的深远。”
邓颖超女士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在云岗煤矿，我不仅参观了地下坑道，还看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听说这种规模的煤矿在大同有十七个。这使我感到，周总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确实根据的。”
这时，邓颖超女士说：“‘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决定的，周总理只是把这个方针向全国人民传达而已。”
我虽然回答说：“明白了。”但从可敬的邓颖超女士的话语中，我感到她对自己丈夫的业绩，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态度非常谦虚。所谓“四个现代化”，是周总理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提出来并被通过的，要在二十世纪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一个半月以前，我在东京看到一篇《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的报道。文中谈到因“四人帮”的干扰，一度不提的四个现代化，今后将作为基本国策重新提起。
我从中国回到东京，阅读日本报纸时，看到了12月5日《朝日新闻》上的一篇报道：中国有关人士说，要批判“四人帮”的只要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的错误理论。中国领导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视调整农业生产的体制。同时，在煤炭、石油等各个工业部门推广，努力使今后的生产和建设走上正轨。
这些报道，都是中国走向光明的吉兆。而这些使日本人感到振奋的有关生产和建设的明朗消息，也是和周总理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邓颖超女士客气地让我继续讲。
我最后说，在云岗石窟前面散步时，偶然抬头一看，看到一个中国工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在散步。父亲四十岁上下，孩子三四岁样子，在初冬下午的和煦的阳光中，悠然自得地漫步。他们是在观赏佛像吧？孩子没穿大衣，好象穿着他父亲的棉袄，两只手藏在衣袋里，模样很可爱。
讲了这一情景后，我说：“中国最美的是孩子的脸蛋。”
邓女士笑着点了点头。
我又说：“祝您健康，祝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邓女士说：“谢谢。”
当然，无论哪一个国家，孩子的脸都是很美的。但我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最”这个最高级的程度词呢？大概因为我情不自禁地，主观地在孩子可爱的脸上寄托了某种特殊的希望吧？
红（政治思想）与专（技术生产）的关系，国家建设、研究水平与人民生活、经济、文化的关系，集体主义的政治与个人自由之间渐渐突出的矛盾，这些根本问题，是中国当今最迫切要解决的课题了。在我描绘这些生动活泼的景象时，我觉得孩子们的脸，象征着未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美好希望的梦。
邓颖超女士，此刻，能否理解我这种心情呢？
陈喜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