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回忆——怀念周恩来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往事的回忆
——怀念周恩来同志
朱端绶
我认识周恩来同志是在1928年秋。那时党的六届中央在上海，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化名伍豪。那年，党把我从武汉调到上海，协助熊瑾玎同志（时为中央会计，负责政治局机关机密工作，后来被同志们称为“老板”）操持掩护之用的商号事务。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刚到上海不久，住在三马路边上的一家木器店里。有一天瑾玎同志带来了几个人，对我说：“有几位同志要见见你，快跟我来吧。”我跟他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大亭子间里，只见那几位同志已经在等候我们。瑾玎向他们介绍了我后，有一位穿长衫、戴礼帽的同志接过话茬，问了我一些家常事，诸如“哪里人”、“上过几年学”、“都去过哪些地方”等等。他浓浓的剑眉，说话嗓音宏亮，脸庞上总挂着和蔼的笑意。他问到我的年龄后爽朗地说：“哦！你这小妹子比我整整小十岁哩！”说完，他和在座的人都笑了。我当时想：这位年方三十的领导同志真象一位平易可敬的老大哥！
这一天，我第一次开始执行党交给我的工作：为领导同志举行的会议放哨。大约个把钟头，会散了。到了中午，瑾玎来叫我一同去附近的一个饭铺吃饭。路上，我问他：“上午开会的地方是什么机关？”他轻声告诉我：“是中央军委机关，和你说话的是军委主席伍豪同志。”
我在军委机关的那一段时间不长。事后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恩来同志出于对中央负责的需要，对我进行了实际考察。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在敌特遍布的上海从事党的核心机密工作更需要机警。我在为领导同志的秘密会议放哨时还兼有买开水的任务，有一次会正开到一半，我往屋里看了看，正好恩来同志拿起暖瓶塞子，接着又用手掌捂了下瓶口后重新塞回瓶塞。我知道瓶已经空了，就走过去拿起空瓶去买水。事后，恩来同志表扬我工作机敏时曾举了这个例子，我才知道他是在观察我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
不久，党又调我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工作。这个机关位于四马路（云南路）口的私立生黎医院二楼，共有三间屋子。当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常来此召开会议，瑾玎就要求我认识并记准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那时政治局机关经常开会，常来的有恩来、小平、杨英、立三、彭湃等领导同志，每逢这时我就一人兼起放哨、打开水、准备午饭这三项任务，可心里总不免“打鼓”，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给党的重要机关造成损失。恩来同志来的次数最多，他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每次来都要和我拉几句家常，借以放松一下我的紧张情绪。有一天，他象往常那样比开会时间早一些来到机关整理会议议题。当他看到我正忙着准备工作，就放下自己手头的事，一边帮我的忙，一边对我说：“小妹子，这个开会的地方可是中央最重要、最机密的机关，你在工作中要胆大心细、一丝不苟呀！”我一听就着急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倒了出来，说：“我是乡里人，没见过世面，万一出了差错，我……”话一出口，恩来同志笑了，他连连说：“你这个小妹子呀！你这个小妹子！”转而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很机灵，我都注意到了。同志们都很满意。你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我也了解了，所以才让你来这个机关。至于怎样更好地保护这个核心机关，我会让有关的同志找你谈一次。”
没几天，恩来同志派来的人找到了我，教我学会了放置警号、如何在传送机密文件时防止“抄靶子（特务们经常在电车站对行人搜身）”等方法。打这以后，我有了信心，工作比较自如了。恩来同志似乎注意到了我的这些细微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我的工作能力，他经常亲自派我去当时负责秘密印刷中央文件的“集成印厂”给毛泽民厂长送文件稿或取印刷品，还让我去钱之光同志主持的绸厂取信送信，以及与苏区派来的交通员接头。我清楚地记得，恩来同志每次派我外出时都不离开机关，直至我平安回来。每次完成任务后，他总要鼓励我，帮我总结工作方法。他知道我对上海的交通不大熟悉，尤其要叮嘱我“进弄堂前要先了解这条弄堂到底通什么地方，不要乱钻瞎碰”，还把我要去的地方的四周环境和每条弄堂路口一一告诉我，教我怎样利用这些近乎迷宫般的路口弄堂摆脱盯梢，末了又给我找了张上海市区图。
由于恩来同志的亲自教导，我在其后三年间的工作中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的保护机关、服务机关的重要任务，并逐步摸索了一些秘密工作的新办法。直到后来顾顺章叛变，这个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并亲临领导的机关一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重回上海。故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他对我和瑾玎说：“当年中央政治局机关的那段时期，令人难忘。你们抽空去看看那个地方吧，最好在那里照张相片送给我留作纪念。”其情意深切，溢于言表。他当即请司机祝华同志开车送我们去，并要祝华给我们照几张相。后来，祝华告诉我们：恩来同志看了阔别十余载的旧址，很有感慨。我们理解他，深知他对往昔革命历程的珍视和缅怀之情。
恩来同志对同志就象对革命事业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与瑾玎结为夫妻，还是恩来同志促成的。从结婚到1973年1月瑾玎去世的四十五年间，我们夫妇始终相敬如宾，和睦如初。最令我感激的还是恩来同志对我的孩子的关切和爱护。
1930年，我和瑾玎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瑾玎每天一早起来就赶往秘密的中央秘书处机关工作，家里只有我和正在吃奶的孩子。逢到政治局的同志来开会，我就把精力放在为会议放哨、打水、做饭上，一忙就顾不上孩子。为了不使孩子影响会议，我把奶瓶搁在一个小枕垫上，让奶嘴挨着孩子的嘴，由她自己咂。可有一次孩子把奶瓶推掉了，开始大声啼哭，恰巧我到邻近的“老虎灶（上海当时卖开水的铺子）”买开水去了，恩来同志听见孩子哭，就把孩子由里屋抱出来，亲自喂她奶瓶。我提水上楼后看见恩来同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奶瓶，嘴里还轻声地哄着：“小宝宝乖乖，小宝宝不哭……”这时紧张的会议仍在进行，恩来同志还不时地插话，发表意见。我悄悄地靠在门旁注视着，看着在恩来怀里的孩子咂着奶嘴时绽出挂着泪花的笑脸，一时间竟忘了自己应做什么，泪水夺眶而出……
这个当时经常在恩来同志抚抱下破涕为笑的孩子，恩来一直没有忘记。十年后，我与瑾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时，恩来同志来报馆参加纪念报社成立两周年的晚会并接待重庆各界朋友后还问我：“你在上海生的女儿耕午现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在1933年被捕前还生了一个孩子，取名畅苏。现在我们无法照应，把她们姐妹俩寄留在四川泸县的战时保育院。恩来同志听后紧锁眉头，沉凝良久后说：“端绶，去把孩子接回来吧！把她们送到延安我们自己办的‘抗小’。”
遵照恩来的指示，我把孩子接来重庆。恩来同志知道后很高兴，还特意嘱咐我和瑾玎赶紧为孩子治疗在“保育院”里染上的砂眼和疥疮。翌年开春，恩来和邓大姐又关照蔡疾呼同志将耕午和畅苏带进了延安，上了“抗小”。
重庆时期，恩来同志的工作一直很紧张，但他对当时新华日报社的所有孩子的悉心爱护，也使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亲自决定成立了报社托儿所，开设全托和日托两个班。他还决定成立托儿管委会，指定由报社人事科长、党总支书记孙敬文同志当主任，我（当时担任会计科长）当副主任。他担心我们工作一忙，忽视了这项工作，又把我们找去谈话。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要小看了这项工作。办好了，对‘国统区’的影响很大哩！”
恩来同志还是一位善于从政治思想上关心同志、爱护同志的优秀领导人。在与恩来同志相识的数十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记得当初我刚到政治局机关工作时，恩来同志就经常抽空给我讲解革命道理。有一回我问他：“你们经常讨论工人罢工问题，工人为什么要罢工呢？”他当时很忙，依然暂时放下手中正在起草的文稿，对我说：“因为工人受资本家剥削，苦难深重！”我又好奇地问：“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呢？”他又详细地向我讲解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奥秘。他讲了很多道理，对我这个当时刚走上革命道路的湖南“小妹子”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至我迄今依然记忆犹新。
1933年4月，瑾玎遵党指示为留在上海法租界的贺龙同志家属送生活费时，不幸被捕，同年我也为叛徒徐锡根指捕入狱。直到1936年秋，我妹妹朱慧辗转到了延安，把这些年我们的情况向邓大姐作了报告，恩来同志得知我们的下落后立即派毛泽民、钱希钧二位同志赶赴上海营救瑾玎。在毛、钱二位同志的组织营救下，瑾玎与我又团聚了。记得瑾玎出狱的当天，泽民和希钧同志来探望我们，说起恩来同志对此番营救的关切以及他对我们夫妇的问候和安排，瑾玎和我被抑制三年的泪水，禁不住簌簌落下……。
“文化大革命”中我挨整时，恩来同志亲自把我的信批转给我工作单位的军管会主任张国传，使我免遭不幸。1969年，当时中组部和国务院的军代表通知瑾玎“疏散”去广西“听候分配”，当时我不知道这就是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也不了解当时恩来同志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就鉴于瑾玎年高体弱不便迁移，表示不愿离开北京。来人就说：“这是总理的决定。”我不相信他们的话，说：“我要看看总理的决定批件，否则我们不去。”他们拿不出来，自知理亏，只好悻悻而去。事后我写信给恩来同志反映了此事，请他指示。过了些时候，恩来同志便指示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我们调整了住宅。搬了住宅后，他还不放心，怕那些人又来打扰我们，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通知新居管片的公安派出所不要把我们的新址告诉任何人。
恩来同志与瑾玎相识甚早，在长期的斗争中，恩来同志充分信任他，关心他，这种真挚的同志情谊是瑾玎毕生难忘的。解放以后，瑾玎由于健康原因，并未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但恩来同志依然关心他的生活，曾多次对我说：“端绶啊，我可是把‘老板’交给你啦，你可要尽心照顾他呀！”话语恳切，令人难忘。
1966年元旦，恰逢瑾玎八十寿辰。这天晚七时，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提着心去开了门。不料一见来人，我竟呆住了：总理来了！我望着他，一时竟委屈顿生，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启齿。恩来同志郑重地对我说：“端绶啊，我今天向‘老板’拜寿来啦！”说着笑了。我记得当时他兴冲冲的神韵里已有一丝以往难见的倦容……
原来这天中午，龙飞虎、童小鹏同志在和总理一道吃饭时顺便说了一句“今天是‘老板’生日”。恩来一听就说：“我今晚一定要抽时间去拜寿。”
这天晚上，我家的客厅里洋溢着同志情谊带来的欢乐。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忘却了室外的寒冷。恩来同志刚坐下，便对我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份我亲自写的证明材料。我早就写了，要不是小超（恩来同志对邓大姐的称呼）催着我，恐怕我又忘罗。”他知道这份证明材料对我们一家澄清一些不白之冤的分量，以其素有体察入微的观察力注意到我对他和邓大姐的感激之情已达难以言状的境地，便转换了话题，说：“喏，我还带来了两瓶绍兴陈酒”，说着把两瓶黄酒放在瑾玎面前。“这是小平同志给我的，我正好‘借花献佛’啊！”他爽朗的笑语浸染了我们，大家都笑了。笑音未落，恩来同志又关照我：“端绶，今天我可要和‘老板’喝两杯，你拿出你当年在上海的手艺吧！”
我乘他和瑾玎叙旧之际，赶紧到厨房亲手烧菜。我知道恩来同志喜爱吃“红烧狮子头”、“火腿冬瓜汤”、“清炖牛肉”这几样家常菜，可是当时没有煤气炉，煤炉已经封了，只好照着以往他吃过的做法烧了几碟小菜送上去。他饶有兴致地就着几碟小菜与瑾玎对酌，谈起了往事。当时，他夸我这些家常菜烧得有味道，说：“我回去后要他们派人来跟端绶学习，做菜既要有味道，又要快。”听到他的夸奖，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二十年过去了，那天他由几样熟悉的家常菜引出一番话的音容笑貌俨如昨日，无异于一种对同志的信任和鼓励。酒过三盅，恩来同志与瑾玎似有说不完的话，但时间已不允许他再尽兴了。卫士长小张催我让总理走。我也担心他日理万机，过于劳累，就对他说：“总理，你该回去了。”但他起身后又问了我许多瑾玎的日常起居生活情况，还执意要看看瑾玎的卧室。他摸了摸瑾玎盖的被子，说：“‘老板’盖的是不是太少？”我告诉他：床垫较厚，暖气也热。他点点头又摸了摸瑾玎的衣服，这才满意地说：“有端绶照顾‘老板’，我放心。”
临出门时，他对我们说：“祝‘老板’健康长寿”。我说：“1978年3月5日是你的八十寿辰，那时我要为你做几样菜庆贺！”他笑着答应了。
1973年1月3日，瑾玎病重入院。恩来同志派来了自己的两位保健医生，并请吴阶平教授为瑾玎诊治。他还亲自打电话给张孝骞同志，指示北京医院要派三名特护护理瑾玎。
1月15日上午，瑾玎同志已经无法说话，昏迷不省。恩来同志立即赶来医院。他心情沉重地默立在病榻边，良久，问我：“熊老有什么话吗？”我拿出瑾玎嘱我记在纸上的两句诗递给他——“叹我已辞安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说：“这是谨玎留下的……”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轻轻地握起瑾玎的手，沉凝许久才依依放下。我知道，这是他在向瑾玎作最后的诀别……
瑾玎于当月24日去世后的下午，邓大姐来看我，她带来了恩来同志的问候，使我复觉温暖。
一段时间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来修缮我家多年失修的房屋，使之焕然一新。我知道，这一定是恩来同志的指示……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许多往事已随如水时光逝去，却留下更值得珍视的斑驳小景。
我愿意献上这一片思念，借以表达对恩来同志的景仰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