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科学地、正确地对待人才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要科学地、正确地对待人才
李振军
建设四个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只有源源不断地大批造就新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我们才能在时代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给人才的大量涌现创造良好的条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对待人才的正确态度。
爱事业才能爱人才　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爱才之心，而爱才之心，是和爱国、爱党、爱人民、爱事业之心相关联的。一个以国家和人民事业为重的领导干部，对于振兴祖国的有用人才，必然怀有强烈的挚爱慕求之心。相反，如果他一心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爱的是个人的利益，那么，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才之心。
翻开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到，举凡有所作为的人，为了成就事业，无不珍爱人才，视人才为“灵蛇之珠”、“荆山之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我们党内也有许多领导同志，一贯以革命事业为重，目光远大，爱才心切。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军区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听说一位叫殷希彭的病理学专家，是日本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生，在北平任过医学院教授，医术很高明，学生遍于冀中。要是把这位医学人才动员出来参加革命队伍，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殷希彭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一匹马代步，二是不吃粗粮，三是来去自由。有关干部听了直摇头，可是聂荣臻同志却同意接受这三个条件，他说：“一个好的医生加入革命队伍，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就会得救，就能重新走向战场消灭敌人。另外，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使他一个人能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还会影响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何况，他参加革命后，认识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这三条他还可能一条也不要了！”殷希彭投身革命后，他的许多学生也来了。后来，他果然主动取消了这三个条件，成长为我们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我们所说的爱才之心，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对革命事业极端热忱、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人才的价值，也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为人才而倾尽全力。
纠正识别人才的种种偏见　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如何从许许多多的群众之中，发现人才，识别人才，则需要别具慧眼。三国时期魏国刘劭指出：“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才。”这就说明了具有什么样学识水平的人，才能发现和识别什么样水平的人才。我们的四化大业，需要锐意改革的创造型人才，需要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眼光，具有比较高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人才的鉴别力。
我们有些同志的眼光老有毛病，常常只看一面，不看全面。譬如只看一个人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好，不看见昨天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人，当然不可能科学地、正确地发现人才。
也有些同志的视野受个人的好恶所支配，习惯于用自己的“模式”来鉴别人，不合自己习性的就不喜欢。有的更是以个人的亲疏、恩怨、得失做为判断的标准，看是不是听自己的话，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喜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恶者有功而不录。”这样的人当领导，当然就发现不了人才。
有些同志不去观察、鉴别人的实际能力，只是从死档案中判断人的优劣得失。还有少数同志，自己懒得睁开眼睛去发现人才，却偏爱听别人的片面之言，往往只通过“小报告”、匿名信之类渠道来了解干部，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我们今天为四化大业选拔人才，应当纠正识别人才时的种种偏见；同时还要注意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来补充、纠正自己的眼力不足和失误。
要讲究用才之道　我们的古人很重视用才之道。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子说过，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历史上有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个道理。战国七雄中的秦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却后来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使用人才上比其他诸国高出一筹。秦穆公把国政授于原来虞国的大夫百里奚，从而
“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变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秦惠王以魏国人张仪为客卿，以连横破合纵，各个击破；秦昭王任用魏人范睢，从而“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后来，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总结了这段历史经验，指出：如果不是秦国这四代国君连续招纳使用天下英才，则“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古人的用才之道，很强调“用其所长，舍其所短”，不要“舍长责短”、“用非所长”。明代学者薛瑄说：“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才也”。清代诗人顾嗣协在一首诗中说得很形象：“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的用才之道。
此外，用才之道切忌论资排辈。古代的有识之士也懂得这个道理。开创盛唐局面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治世之业，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北宋政治家包拯说：“常格不破，大才难得”。可是，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中，论资排辈的现象，并没有完全绝迹。这个问题从广义来说，包括正确对待文凭和水平的关系，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系。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用人不可求全责备。人才也是人，不是神仙，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分析对待。东汉史学家班固说：“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善者，不疵细瑕。”唐代文学家韩愈说：“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我们的古人在人才使用的问题上尚且能这样看主流看本质；那么，我们今天从事前人从未干过的伟大事业，有什么必要对人才的一点缺点大惊小怪、避之不及呢？
人才是需要保护的　自古以来，人才被发现、被使用之后，往往会受到非难、压制、打击。《诏明文选·运命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正是形象地说明了人才往往受到种种不正常际遇的情况。
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把培养、发掘、尊重和爱护人才，看做实现四化最重要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人们施展才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但是，那种惯于摇唇鼓舌、造谣生事、诬陷他人、嫉贤妒能的人，在某些地方、某些单位还不是绝无仅有的。大凡事业上的强者，面对攻击和压制，在自我保护的能力方面，却往往是弱者。他们的精力、才智、能力，几乎都用在事业上，有学术而无权术，自身防御能力就大为削弱。因而，人才是特别需要保护的。这种保护，包括社会舆论上的保护、政策上的保护、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也离不开领导干部的保护。
保护人才是需要有胆量的。这是因为人才受到错误攻击的时候，往往闹得满城风雨，是非莫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敢于挺身而出。胡耀邦同志针对有些人非难闻名国际医学界的修瑞娟的情况说：“对象修瑞娟这样作出了突出贡献，又坚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各级领导要敢于打破平均主义，予以破格提拔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不要怕那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也不要理睬那些从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妒贤嫉能的言论。否则，我们就不能任用人才，也不能留住人才，四化就没有希望。”新的人才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也会有这点那点的不足，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特别要注意，不能让不干工作的人反过来整干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