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毅同志的一段对话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与陈毅同志的一段对话
叶君健
最近我接到一位读者吴海发同志从江苏无锡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今天冒昧向您写信，请教问题，请勿见怪。我在一则内部资料上读到您和陈毅同志的对话。陈毅同志对有才的人很器重。如果大家这样重视人才，我们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我想请教，这段对话（见抄件）真实可靠吗？……
附来的这段对话，是陈毅同志1963年8月3日在《中国文学》座谈会上的谈话片断：
陈毅：《中国文学》每月一期，份量不少。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古典作品是谁翻译的？陆游的诗，译得不错。
叶君健：编辑部杨宪益和他的英国籍夫人戴乃迭翻译的。
陈：好嘛！给他出专集，给他稿费。
叶：编辑部内部同志的翻译，没有稿费。
陈：一个月几十元钱，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叶：他每月的工资比这要多些。
陈：销路怎么样？
叶：有两千多个订户。
陈：《史记》是谁译的？
叶：也是杨宪益夫妇。
陈：要给他出专集。《中国文学》每月一期，这很好。这不容易。叶浅予的画有点味道。这是黄胄吧，黄帝子孙，画的不错。
对于这段话，我完全可以作证：绝对真实可靠。因为陈毅同志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而且记录是我参加整理的。这是陈毅同志一篇很长的讲话的一个极小片断，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小的插曲，因为他是在讲话过程中边翻阅我当时编的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月刊《中国文学》（用英法文两种文字出版），边讲这段话的。整个讲话持续了三个钟头，非常亲切，象是和朋友谈心一样。事隔二十多年，有些句子我现在还能一字不漏地记得很清楚。这个座谈会是陈毅同志专门为《中国文学》召开的，地点是钓鱼台。当时在座的，除了刊物的负责编辑外，还约请了文艺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如林默涵和张光年等同志参加。
《中国文学》是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刊物，由当时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即对外文委前身）的局长洪深同志倡议，周扬同志直接支持，由我具体执行计划而创办的，于1950年编好，第二年初正式出版。当时既无编辑部，又无编委会，具体工作人员只有三名（包括我在内），所以最初只能以丛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内容是由周扬同志亲自确定的。当时建国伊始，周扬同志的工作极为繁忙，但他仍挤出时间，仔细审阅每本的目录。我记得我只能在趁他吃午饭的时间去和他商谈，他总是一面吃饭，一面谈内容的安排。附带说一句，他当时并不在饭厅里吃饭，而是由勤务员送来一个有两三个格的搪瓷饭筒，连菜带饭（没有菜盘），在办公桌旁吃的。当时的情景实在感人。我估计，由于我的干扰，他的饭一定没有吃好。
第一本的内容主要有《新儿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刘白羽的《早晨六点钟》、丁玲的《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和魏巍的包括《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散文四篇。丛刊一出，加拿大的“进步书会”立刻把《新儿女英雄传》印成单行本，在西方发行；印度的进步作家也寄来热情洋溢的长信，盛赞东方有这样一本新鲜内容的丛刊出现，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国外的这种反应使我认识到，这个丛刊必须认真办下去。1953年正好外文出版社（现为外文局）成立，《中国文学》便改为正式期刊，由该社出版。它既然是介绍中国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它的业务得由中国作家协会来领导，由作协主席茅盾同志担任主编，我为副主编，每个年度和季度编辑计划都由邵荃麟同志亲自召集会讨论，每期的具体内容由作协指定专人——如沙汀、张天翼、严文井和郭小川等同志参与议定。这说明我们文学的对外介绍工作，让国外读者能即时读到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从建国开始，就受到文艺界领导同志的重视——这也应该说是国际主义的一个方面吧。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从更广阔的角度关心这项对外介绍文学的工作。他亲自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广州会议”开过没有太久以后举行的，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时虽然陈毅同志已经向知识分子行过“脱帽礼”，但大跃进期间的极左思潮在他们心中所留下的“余悸”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在编辑工作中思想仍然没有解放，刊物的路子仍然走得非常狭窄，销路没有起色。那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陈毅同志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文艺创作、文学翻译和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等各方面的工作。可惜我的记录的全文在“文革”期间的几次抄家中被搜走了。可是陈毅同志有两句话我永远忘不了：“如果人家说你们的工作是‘右’了，那是你们的成功；如果人家说你们的工作是‘左’了，那是你们的失败。”话说得尖锐了一些——这也生动地说明了陈毅同志的性格，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刻。我体会到，陈毅同志的实际意思是：“思想要解放，继续解放。”极左的那一套只有使我们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我们要争取的是国外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和友谊。
这里对话“片断”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涉及的人只是杨宪益和我——还附带提到叶浅予和黄胄。正因为如此，这段珍贵的“对话”才得以被保存下来。“文革”期间上述的这几个人都是“反动权威”，批斗的对象；陈毅同志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也是批斗的对象。这段“对话”常被引用来作为陈毅同志“与反动权威同流合污”的证据。事实上，它是广州会议精神的继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再次证明陈毅同志的远见和正确。在我们现代的文学史上，它应该说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