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应向“第二条道路”迈进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史学研究应向“第二条道路”迈进
　　田居俭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治史传统的国家。就治史的方法而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史家治史陈陈相因，基本停留在“从具体辗转到具体”的阶段。以中国通史为例，以往尽管产生过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史学著述，但人们的研究工作多是孤立地、局部地对史料进行辑佚、辨伪、校勘、考订、注释和编纂，“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列宁：《卡尔·马克思》）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司马迁，虽然声称要“通古今之变”，但呕心沥血一生，也未探求到历史的发展规律，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迷惘的结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赞》）；他那部“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通志·总序》）的纪传体《史记》，虽然辑录了大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但却无法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错综复杂的历史依然扑朔迷离。及至本世纪初，夏曾佑别开生面地写了一部章节体的《中国古代史》。在这部未完稿的中国通史中，尽管他把以往的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并试图运用进化史观，从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但也未能彻底跳出封建时代史家治史的窠臼。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研究开了新生面。史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仅从纵向上揭示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将封建史家视为浑沌一片或资产阶级史家分为“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划分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经济形态，同时科学地阐明了它们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而且从横向上就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剖析，正确地指出了其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把史学研究推进到“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以《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范文澜以《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以《中国史纲》等著作，为中国通史的研究奠定了崭新格局。然而，他们这种筚路蓝缕之劳，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的终结。相反，在史学研究中，“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仅仅是走完一半的路程，或曰走完“第一条道路”；还有另一半路程要走，或曰继续走“第二条道路”，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概括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当前，史学研究已经到了向“第二条道路”迈进的时刻。因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倘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问世为起点，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史家大体上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任务，如今应该适时地向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目标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胸有全局的史家，应当从驾轻就熟的中国通史格局中解脱出来，从当今编纂中国通史所通用的那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框架中解脱出来，更上层楼，高屋建瓴，穷目局部，重新观察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致力于形形色色的专史和专题的研究，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比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史家，可以撰写综合古代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专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也可以分别撰写《中国古代衣冠》、《中国古代饮食》、《中国古代房舍》、《中国古代舟车》、《中国古代婚姻》、《中国古代殡仪》等若干专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样做，不仅可以填补中国通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而且可以促进中国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摘自《文史哲》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