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出第二步以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侧记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迈出第二步以后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姚力文　吴长生
从减产增收看形势
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前在北京召开。
农村形势到底怎么样？第二步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这两个牵挂人心的问题，是到会同志议论的焦点之一。
大多数同志认为，农村形势确实大好，第二步改革成绩显著。尽管全国减产几百亿斤粮食，并未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上升，农民的收入继续增加。过去，高产穷队到处有；如今，粮食减产还能增收，这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来的鲜明特点。解放以来，河南省有三次粮食减产四十亿斤以上。前两次是1959年和1961年。这两次减产都引起农业总产值下降，1961年下跌33％，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去年是第三次，情况却截然不同：减产粮食四十亿斤，又大幅度调减了经济收入较高的棉花面积，可农业总产值仍然比上年增7％，农民收入也随之增加。什么缘故？河南的同志说：取消了统派购，农民放开手脚，按市场需求，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门路多，财源广啊！各地同志也都能讲出一些生动的事例。湖南省辰溪县有个小山村叫二龙村，水利条件很差，去年遇到大旱，九百亩地中只剩十几亩保产，一半绝收。全村只收了五万斤粮，人均不过六十斤。如果在前几年，他们只好向上伸手了。如今，村里办了小煤矿等几个企业，几乎家家有人务工。去年全村工业收入达二十六万多元，再加上各种多种经营的收入，灾年，人均纯收入仍有六百元。村里代群众购回足够的议价粮，保证人均口粮七百斤。大伙高兴地说：政策好，山沟里也活了，如今是“手中有钱，心里不慌”！
把事情反转过来看看，往往会更清楚。假如去年不适时进行第二步改革，那会是怎样的光景？代表们说，不论是丰产，还是歉收，日子都难过。生产结构不调整，粮、棉再来个大增产，国家背的补贴包袱进一步加大，财政会更加困难，农民手里压着大量粮食、棉花，势必“谷贱伤农”；倘若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没上来，又遇到较大天灾，粮食减产，农民收入大减，积极性定会受挫。由此可见，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二步迈得及时、正确。正因为迈了这一步，农村经济才更活了，才会有今天这种减产仍能增收的形势。
何只减产增收？更重要的变化，还在农村经济内部。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又取消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就使农民不仅有生产自主权，而且有产品支配权，获得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它显示农村生产开始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过去，农民按照上面的指令交售产品，“叫种啥，咱种啥”，生产主动性很小；现在，农民把眼光投向市场，寻求更多的利润和收入，价格的诱导力有效地调节着生产。去年以来，农民到处询问应当种什么，养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最挣钱，正是这种变化的生动反映。
四川省去年的生猪出栏数达到四千三百万头，比上一年猛增11％；柑桔、水产品分别增长20％和33％。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解除某些限制，让农民进行市场选择。
回顾一年的实践，到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第二步改革使农民获得更大自主权，有了进行市场选择的机会；农民的市场选择，推动着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从而加快了农村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步伐。当然，也应清醒看到，第二步改革刚刚拉开序幕，更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
蓬勃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近几年，我国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居安而思危，人们开始觉察到农村经济的另一侧面——潜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和不利因素：耕地以平均每年一千万亩的速度，逐年减少，1985年减少尤多；部分地区资源开发过度，超过资源自身的负荷力；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隐患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植保工作薄弱，不少过去已经控制的病虫害重新滋生等等。特别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农业投资逐年减少两个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
代表们说，去年粮食减产，原因有三条：一是受灾；二是有计划调减；三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尽管第三条原因在当年还不是主要的，却最值得注意。为什么不愿种粮？说到底是个价格问题。一是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扩大了与粮食的价差，农民算算投入与产出，感到不划算。二是多种经营搞起来了，各种农产品价格放开了，相比之下种粮收益最低。湖南的代表讲得实在：不愿种并不是不种，只是不愿种商品粮。在湖南，一季稻谷亩产弄到六百斤并不费事，可要再增二百斤，农民就要算帐了。增二百斤粮，投入却要增加一倍，所以一些农民只保六百而不愿要八百。少的两百斤，全是商品粮。
怎么办？安徽滁县地区知难而进。从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入手，尽力帮助农民解决种种实际困难，促进粮食生产。农民资金困难，他们果断地向农民赊销了二十多万吨化肥（现已基本收回货款），保证了种粮的物质投入；在管水抗旱，防治虫害，解决卖粮难等方面也采取了有力措施。
　　多种补偿性的措施，发生了明显的效用，在多数地方减产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却获得大丰收，粮食比上年又增产6.9％。山东省去年粮食丰收的原因之一，也是采取了比较实在的优惠供应生产资料的办法。可见，在价格体系未理顺之前，把有限的经济手段集中使用，依各地情况不同，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给种粮农民以利益上的补偿，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消除不稳定因素，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理顺价格体系。现实催迫各方面积极努力，创造条件，为今后迈出改革的新步伐做好准备。
对近年来普遍削减农业投资的问题，代表们表示强烈不安，说这是“饿肚子时想‘基础’，吃饱了肚子忘‘基础’。”大家说，1985年粮食减产并不可怕，但它说明农业的基础还相当脆弱。如不从现在起就注意加强农业的物质基础，生产就不可能保持充足的发展后劲。“七五”计划提出的各项发展指标有落空的危险。
以山西的农业投资为例，1979年曾达两亿一千多万元，占全省基建总投资的18.3％。以后逐年削减，1985年只剩下三千多万元，占全省总投资的1.6％。投资的锐减，给农业基础建设造成很大困难，许多急待兴办的基本建设项目不能上马，原有的设施已老化而无力更新、修复，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河南省去年受旱土地五千二百万亩，由于水利设施效益衰减等原因，仅浇了二千九百万亩次。这种现象在全国并不是个别的。由于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削减农业投资，“吃老本”的问题日趋严重。老本还能啃几年？实在令人担忧。
辽宁省和水电部的同志检讨去年辽河发水成灾，痛定思痛。他们都说：这场水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本来，辽河的治理已取得巨大成效，可以做到五千个流量不决口。可是去年的洪水，不过两千多个流量，却造成惨痛的损失，教训实在太深了。近年来，辽河堤防失修，河道内障重重，淤塞严重。有关部门多次呼吁进行河道清障，但一直未引起重视，二千多万元的水利维修费迟迟不能落实，终于酿成这场大患。现在，仅修复水毁工程、设施，就得花费两亿多元。这种只顾眼前，因小失大，“舍不得看病钱”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今年是“七五”计划的头一年，粮食生产将要爬五年再增一千亿斤的陡坡，其它各业也都要相应的增长。怎样才能保证实现既定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认真思索。浙江省在会议前就有了用立法形式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设想。江苏省提出继续发挥乡镇企业较发达的优势，由“以工补农”转向“以工建农”。广东的一位“老农村”意味深长地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因素已引起了从上到下的重视，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会议的一个成果，再也不能“光敲梆子不卖油”了！
新萌芽和旧体制
取消统派购，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内部的分工、交换和城乡之间的交流，农村经济活动空间扩大，经营形式更加多样，经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第二步改革恰似强力催化剂，促使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领域流动、组合，形成一批批充满生机的新的经济生长点，显示出农民群众的创造力。江西的一位代表用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江西省上高县，涌现出了近百个农民专业研究会。它们以技术高、办事公道的人为核心，自愿组合，为从事专业生产的会员提供技术服务。全县有一千户参加研究会，一万多户主动与研究会挂钩。锦江乡农民胡苏荣去年承包了四十亩水塘，依靠养鱼研究会，实行科学饲养，鲜鱼产量由平均亩产一百多斤增加到六百多斤。其它接受研究会指导的养鱼户的鱼产量，也都比一般户的高40％。
来自各地的代表满怀兴致地介绍本地的这类新萌芽，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
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乡太平川村，农民自己办起信用社，吸收资金十七万元，支持群众发展木耳、人参等专业生产，去年光木耳一项，全村人均可收入一百元。
河北固安县十六个乡四百多个村的农民组织起用电合作社，自愿入股，集资办电，招聘电工，民主管电，使长期难以解决的用电难、电费高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福建省福州市郊的盖山、城门两个乡的五十多家乡镇企业，集资一万七千多元，创办起质量检测中心，专门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服务。
河北邢台市大良庄乡四个村的菜农，各推选一人，组成蔬菜联合服务社，直接与市内十多个机关、厂矿、学校挂钩供菜，还与京、晋、内蒙古等地联系，组织运销，两个月就经销蔬菜八十多万斤，开辟了一条新的流通渠道……
新的萌芽，在各地破土，带着虎虎生气从生产领域伸向流通、金融等各个领域。它们千姿百态，不拘一格，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勇于创造，因地制宜，因才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力地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但是，同是新生萌芽，遭遇却迥然不同。有的得到热情扶持，有的被歧视，有的遭到责难，甚至被扼杀。
代表们由江苏一个民办信用组织被有关部门明令取缔的事，谈到了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发展中新生萌芽的问题。大家认为，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有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第二步改革中，这一点必须坚持。新萌芽之新，就在于它冲破了旧体制，因此绝不能以过去没有过为理由，匆匆忙忙予以否定。民办信用组织只要有助于解决资金困难，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就应当支持。有的一时还看不准，宁可多看看，也不要采取断然取缔的办法。
河南一位同志说，在如何对待合作经济方面，也反映出这种新与旧的冲突。不久前，这位同志到临汝县农村调查，一位农民拦住他问：“你是省里研究政策的，请问你啥叫集体？为啥二十一户叫集体，六十二户却叫个体？”原来，这个农民领头组织了个挖煤联合体，有六十二户参加，信用社贷款按“个体”对待。而原来的生产队总共才二十一户，却能享受集体待遇。当地信用社的同志还是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观念看待新联合体的。
在目前新旧交替时期，类似的矛盾、磨擦，到处都会发生。新体制开始建立，旧体制还起作用，新萌芽要破土而生，老观念难以一下消除，这就是发生种种冲突的原因。经过讨论，大家对“二号文件”与一号文件“打架”这个老话题有了新认识。工作中遇到冲突，一要尊重群众，二要作具体分析。简单地给一方扣上“对抗一号文件”的大帽子，并不利于解决问题，要把两方的冲突当作线索，透过这个窗口，查出症结，找到改革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改革引向深入。农村改革迈出第二步以后，涉及的已远不是单独的农村领域。农村改革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也必须积极争取这种支持和协作，否则，难以顺利发展。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代表们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经济转入稳步协调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在逐步深入，需要有破有立，需要花功夫做大量落实、完善和配套的工作。各地情况不同，发展的路子也不同；新生的萌芽不同，扶持的办法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克服工作一般化的毛病，发现各自的“新题目”，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