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
　　高文谦
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苦苦鏖战了十年之久的周恩来，在耗尽了最后的一丝精力之后，与世长辞了。这一悲壮的死，使得遭受了太多磨难的人民仿佛一下子成熟并且觉醒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人民心底思酝积蓄已久的爱与憎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四五运动，从而导致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就已孕育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的政治危机的总爆发。仅仅半年后，党中央便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这一切，是反映党心、民心向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力撑危局，呕心沥血地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并且因此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衷心爱戴这一点分不开的。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时，周恩来已近古稀之年。他是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这样一种历史曲折中，艰难而顽强地走完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十年的。
由于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不断积累并且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并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的发生，而是不得不在一种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还不具备充分认识进而战胜“左”倾错误的条件下，接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痛苦的既成事实。
对于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如同其他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思想上是缺乏充分准备的。他是在正风尘仆仆地忙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对于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作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用他自己日后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如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在一次讲话中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运动的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甚至在两年之后，1968年9月，他在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还表示，在同志们面前，应该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很不理解的，没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当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有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周恩来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一开始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在尽可能地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
但是，这一想法，同“文化大革命”所谓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同后来运动的实际发展，相去甚远。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不能不使得周恩来陷入一种极大的困境之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举行的一系列重大会议上，周恩来总是只能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犯“错误”。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就检查了自己总是“按照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并表示要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又如，他在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正式发言中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我努力紧跟毛主席，但“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尽管周恩来努力从主观上查找原因，但是他不能不正视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之中的严峻现实。这种无法排解的内心矛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缠绕着他，从而使他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不难想象，当他眼看浸透着自己心血的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成果有可能在这场“革命”名义下的动乱中毁于一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又怎么能够“努力赶上”呢？这种心情使得他有时不得不以曲折的方式表露出来。如1966年12月，他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的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思想不能如同领袖的预见和魄力，对“文化大革命”的远景和目的总是很不理解，所以很不得力，很不认真。有时是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有个次序，但实际总行不通。又如，他在1967年初接见财贸口干部的谈话中，回顾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运动的规模数次冲破了自己原有的设想后，几乎不加掩饰地说：“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一段话，正是周恩来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生动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加以理解而又感到无法理解的内心矛盾。
在随着时间的推延，“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以后，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如果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前者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但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矢志报国，在邃密群科中探索救国真理，最后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周恩来，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关头，又怎么会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呢？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看来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也在所不辞。1966年12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内心动力所在。
这里应当指出，周恩来苦撑危局所作的努力，有许多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并不希望局势动乱到失去控制的地步，因为这并不符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在觉察到林彪、江青等人总是竭力把自己的想法推向极端，唯恐天下不乱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依靠和支持周恩来，才能稳定局势，维持整个国家生活的继续运转。为此，他曾几次出面干预制止林彪、江青等人阴谋陷害进而打倒周恩来的企图，并且在稳定局势、不能放松生产、对一些老干部的保护等问题上，支持周恩来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周恩来被指定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的，担负起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重担。这意味着要在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保证七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保证这一点而必须维持的整个国家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协调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必须协调起来的矛盾。必须找出一种尽可能地把二者协调起来的途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了这副历史的重担。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后，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在尽量减少这种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等待历史的转机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他曾多次说过并且为人所熟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这一心境的表露。在历史的悲剧面前，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我们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的关键所在。周恩来以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十年的全部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二）
在探索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里沉重而坚强的内心世界之后，我们应该进而考察他在此期间的历史作用。关于这一点，陈云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这一重大的历史作用，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起到了减少损失和中和错误的作用。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经指出了这一点。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周恩来虽然费尽心血试图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动乱中拯救出来，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然而，正如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的标题《大树参天护英华》所形容的那样，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以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在他还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动乱，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并且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
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同时加入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应当承认，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是根本错误的，因而这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产生重大的约束力。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政策性规定一旦在党的文件上得到确认，就成为周恩来日后为尽量减少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教育、说服群众摆脱极左狂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的可用的武器。
在夺权问题上，周恩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由此而带来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影响，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了种种限制。从夺权一开始，他就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外交、国防、公安、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并且进而规定：部机关夺权是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工作只有监督权。随后，又指出，业务监督要有分寸。1967年2月，他严厉批评了某些组织的夺权行动，擅自让党委靠边站的做法，激愤地说：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你们简直没边了！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反复强调说：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
又如在批林批孔问题上，1973年8月，江青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居心叵测地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在全国立即学习贯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为了防止随后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发展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军委系统、党政机关、生产部门应该尽早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军队的指挥作战、机要、通信、情报、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生产部门“在生产以外的时间搞”。当这一提议被江青集团以“会对群众的发动定框框”为由反对掉后，周恩来仍在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的支持下，坚持对军委系统不搞“四大”的问题做了布置，并在以后实际问题的掌握上，作了若干限制性规定。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的转机时，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换，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进程。如同一切历史事变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在这场历史悲剧中，尽管历史的必然要求受到非历史要求的压抑和践踏，但是它既然作为必然要求，就总要顽强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历史的必然要求，从另一个方面牵制了时局的演变，同时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出现的每一个转机，一步一步地使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如1967年7、8月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整个局势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最动乱的局面。在国内，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各地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抢夺军用武器装备，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各地纷纷告急。江青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更是火上浇油，出现了“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在对外关系上，外交部被夺权，连续发生了“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且有继续蔓延扩大之势。内政、外交都已失去控制，整个局势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周恩来当机立断，通过几种渠道，及时将时局的极端严重性报告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重新控制局势，结束这种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时局转换的枢纽。
再如，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叛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副统帅”、载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在一夜之间外逃叛国，落得个葬身异国荒漠的可耻下场。这一惊心动魄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给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人民在思索中开始觉醒。在这种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条件渐趋成熟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这一历史的契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尽可能地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恶果，大大推进了以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深广程度，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转机。这一斗争，是在还不可能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种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构成了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艰难曲折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1975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害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在人民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深感厌恶，强烈不满，迫切要求结束这场动乱的时刻，周恩来又一次地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他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与“文化大革命”主旋律格格不入的宏伟设想。它一扫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之火，使人民在黑暗之中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从而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成为党和人民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一面旗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人民可以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这样做，就难以起到前述两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这是在历史悲剧中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所能作出的一种恰当的选择。这是一场不得不付出代价的韧性的战斗。至于其中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而难免带有的历史的折光，是不必过分苛求和指责的。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讲过，也说了一点违心的话，但是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三）
人们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周恩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复杂和险恶的情况下，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力撑危局长达十年之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然而又必须给以正确解释的问题。这里除了前述毛泽东的支持等因素外，不能不涉及到周恩来特有的斗争方式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从察觉“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问题的反常现象开始，逐步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灾难性和持久性。当然，这只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在他的战友、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这是一场异常艰难而特殊的战斗。在这里，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领袖在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当时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的领导地位，如此等等，呈现着异常复杂的情况。因此，要想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能仅仅凭借革命的勇气。否则会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只有从错综复杂的现实出发，使自己的斗争方式适应客观条件的可能和斗争的需要，
“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四卷二四八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把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高度结合起来的才能，显示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一方面，他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他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可以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周恩来自己就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态度。他用大海涨潮时奔腾涌来的潮水来形容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说：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被吞没、观潮三种情况。如果怕，就可能被潮水吞没下去；站在旁边，就是观潮。他引用鲁迅的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他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念，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应付处理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在对待党的领袖的问题上，周恩来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在当时的任何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他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并且尽可能加以发挥。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和《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又如，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自己手中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以至这一口号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抓生产”的同义语了。再如，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后来促成了小平同志的复出。
在对待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上，周恩来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前者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里应当指出，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徐帅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搞造反夺权，批斗老干部非常激烈。不过，我们都不能向毛主席讲。在毛主席的严威之下，谁也没办法！后者如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炮打司令部”后，一些红卫兵到处套用这一提法而“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做红卫兵的工作，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
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特别注意这一点，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做。因此很多事情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或默许下做的。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一月夺权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当时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煞费苦心地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追问这些人的下落，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把他们坚决顶了回去。
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如1967年夏，鞍钢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遽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三是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同时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如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教育、文化、体育部门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在周恩来这种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下，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四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如在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上，周恩来从当时接待日本首相田中的繁忙的外事活动中，抽出时间数次约谈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这一主张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掉了这一内容。但周恩来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社论后来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由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根本无法正常地发表意见。同时由于周恩来一直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视为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必欲打倒而后快。而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局，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江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一般人都难以想象，在那些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岁月中，周恩来每天度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在凭借着自己特殊地位的江青的带领下，林彪、江青一伙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对周恩来进行集体围攻，出难题，找岔子，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搞无休止的纠缠。这对周恩来不能不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但是，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忍辱负重，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战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不仅许多一般的同志不理解，甚至连有些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一时也不完全理解。如谭震林曾在“二月抗争”中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误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当“二月抗争”不幸地夭折以后，正是周恩来不顾林彪、江青一伙指责自己是“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这些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同志。其中对陈毅的保护则是人所共知、感人至深的例子。此外，当他得知谭震林在桂林期间不慎摔伤了骨头，便委托韦国清加以照顾，帮他治好骨伤。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后，周恩来又立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他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便回到了北京。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周恩来正是在党和国家遭受空前动乱的危难关头，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与历史悲剧的抗争中，呕心沥血，历尽艰辛，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放出了璀璨的光辉。他虽然没能亲手结束这场动乱，但是却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向这一目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为最终结束这场历史灾难奠定了基础。这一不可磨灭的功绩，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周恩来这个不朽的名字，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和景仰。
（原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一期，本报转载时，作者略有修改）（附图片）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杜修贤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