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位的将军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不在位的将军
　　本报记者　翟启运
最近，记者走访了几位离职的将军。他们都曾参加过土地革命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了战功。如今，别看他们已是满头银发，但雄风尚在，豪气犹存。
（一）
“我离开领导岗位，觉得事情照样多，担子照样重。不过，这个担子不是组织上给的，是自己揽来的。”原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虽说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声音洪亮，说话象连珠炮似的。
吴信泉是员猛将。从1930年参加平江起义开始戎马生涯起，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苏北的抗日烽火中、解放锦州沈阳的战场上，他都身先士卒，指挥战斗在最前线。朝鲜战场三年，他指挥的军，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没有被敌人俘虏过一个人，曾多次受到彭老总的称赞。吴信泉1954年就担任了大军区副职，但因“彭黄问题”的牵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对历史的不公平，他没有任何怨言。在他担任副职的二十多年中，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去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吴信泉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上来，主动辞去了中纪委委员。
吴信泉离职后，担任了《苏北革命斗争史》编写组副组长，目前已经整理出了八本资料；他参加了解放军军史、志愿军战史的编写和审查工作，洋洋数十万字的资料，都要过目修改，工作量十分繁重。
吴信泉介绍说：“这种事我乐意干，这是我们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嘛。”
谈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吴信泉说，他准备写关于朝鲜战场的回忆录。
（二）
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小院里，记者走访了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无论从他那存放着各类书籍的办公室，还是那待人亲热的言谈举止，这位将军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文人的气质”。
是的，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的莫文骅，既是位征战疆场的将军，又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他从1926年参加共青团、搞学生运动起，革命近六十年，基本上都是从事政治工作。从长征中的干部团的政治部主任，到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从第四野战军的兵团政委，到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一生都是和政治工作打交道。
莫文骅1983年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本来有条件到国内外考察，因患心脏病，力不从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写回忆文章上。他说，我写回忆录的目的，一是总结回顾自己走过的历史，二是悼念牺牲的烈士，三是对下一代起点教育作用。莫文骅是百色起义的参加者。为了撰写《百色风暴》一书，1984年12月，他拖着虚弱的病体，亲赴广西参加百色起义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搜集有关资料。去年1月，他开始了写作工作，不顾年老体弱，日夜奋战，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二十六万字的写作任务，交辽宁出版社出版。胡耀邦同志为此书题写了序言，称赞“出版象《百色风暴》这样的回忆录，是很有意义的。”
（三）
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虽然身着便装，但不失军人的威严。七十多岁高龄，走路铮铮有声，说话干脆利落。记者刚说明来意，他马上就说：“我的晚年就是写好《贺龙传》，这是我心中的一桩大事”。
黄新廷与贺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贺龙同志是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值得尊敬和爱戴，而且是因为在黄新廷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和贺龙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新廷少年时，就在洪湖参加了贺龙率领的革命队伍，因英勇善战，长征前后就担任了团长职务。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不论是挺进冀中，转战晋北、晋南，还是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贺龙既是他的上级领导，又是他的同事、战友。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友情。正是这个原因，黄新廷曾经两次因贺龙问题受到株连，差一点掉了脑袋。一次是1936年，当时批判“军阀主义”，其目的是想整掉贺龙，但树大根深，搬不倒。于是，当时在贺龙手下担任团长的黄新廷，则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再一次是十年浩劫。在贺龙被打成了“反革命”的同时，把当时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押解到北京，关押、批斗六七年，被弄得妻离子散。
《贺龙传》工程浩大，任务繁重。按照要求写四十余万字，初稿一百万字难得写下来。黄新廷是贺龙传记组的副组长，负责全面工作，从搜集资料到审阅定稿，他都要参与。为了写好贺龙传记，去年5月，他带领编写组的同志，亲赴云南。他们从昆明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路线一直走到金沙江畔的石鼓镇，沿途访问老乡，搜集资料，察看地形，进行实地体会。冀中曾是贺龙率领一二○师抗击日寇的战场，贺龙曾在那里负过伤，留下过不少战斗的足迹。前不久，黄新廷又带领编写组的同志去那里，先后走访了四五个县，搜集了贺龙不少感人的事迹。
黄新廷感慨地对记者说，贺老总死得冤枉啊！我作为他的同事和战友，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告慰贺老总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