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
朱金甫　郦永庆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整理编辑馆藏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档案史料。笔者有幸参与其事，得以稍窥这批珍贵史料之堂奥，并由此使我们对以往历史学界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似乎已得到公认的观点，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愿公诸同好，以求匡正。一
研究鸦片战争史，以往总是先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国外鸦片非法输入的剧增、白银外流日益严重以及清政府由此而采取的禁烟政策入手。而一提及禁烟问题，又总是把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所谓“严禁派”与“弛禁派”激烈斗争的问题，作为重要议题。而且有的学者还把这所谓的两派斗争，伸展到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之中，认为禁烟运动中的“严禁派”，就是日后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而当初的“弛禁派”，以后就演变为战争中的投降派，云云。这些观点，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却缺乏根据。
从档案文件的记载来看，清政府在禁烟问题上，虽然至少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已开始，但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禁烟只是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当然也不可能出现什么“严禁”与“弛禁”这两个政治派别。道光十六年（1836年），虽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过一个“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但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外，可以说是“举朝无继言者”（梁廷枬：《夷氛记闻》）并未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最后许乃济本人亦被道光帝勒令休致而结束。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他那著名的从重惩治鸦片吸食者以“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的奏折以后，道光帝当即谕令全国直省将军督抚大员“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不久就收到了二十九份遵旨议复的奏折，其中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于是，后来的研究者遂有“严禁”与“弛禁”之说。人们把同意黄爵滋以死刑对付鸦片吸食者主张的人称之为“严禁派”；把凡是对黄爵滋的奏折有异议的人，一概称之为“弛禁派”。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细阅这二十九份奏折，其中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抚大员等都认为当时“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署理直隶总督琦善奏折）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有所分歧。他们之中，除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桂良、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嵩、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等少数人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的建议外，大部分人都对黄爵滋的建议进行了补充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塞漏培本，首应严惩贩烟和开烟馆人犯，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犯，等等。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虽然也有少数迂腐空谈之论，但大部分意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黄爵滋的严惩吸食鸦片人犯的主张虽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仅仅这一点是十分不够的。在当时鸦片流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方能有所成效。鸦片吸食者固应重惩，走私入口、贩运、囤积、海口接引、开设烟馆等犯，也同样必须重惩。所以，这些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和修正。以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就是根据这次讨论的成果而制订的；而林则徐后来在广东的禁烟活动，也是与这次大讨论的意见相一致的。事实证明，这次禁烟问题的讨论，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讨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为了严禁鸦片的贩运和吸食，并不是一次禁烟与反禁烟的争论，更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严禁”与“弛禁”的两大政治派别。
至于史学界有人从清统治集团内部在禁烟问题上存在着所谓“严禁”与“弛禁”两个政治派别这一推想出发，又把他们与日后在鸦片战争中出现的抵抗派与投降派相联系，这同样也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推论。首先，历史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严禁”与“弛禁”两派，这就使上述的推论成了无本之木。而且即使有人在禁烟之初曾经有过某些错误主张，也并不能就此断定此人今后就会永远错误下去；反之，有的人在禁烟问题上虽曾是严禁论者，但也不能保证他日后就不会走向反面。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形势与客观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在鸦片战争中，是出现了抵抗和投降两派，但这两派与禁烟中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并无必然的联系。例如：在1836年曾经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他对黄爵滋的禁烟主张也曾有所异议，似乎应该列入“弛禁派”之内。但在道光帝决心禁烟并派林则徐到广东查缴和烧毁鸦片时，他却成为林则徐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在闽浙总督任上，更是坚决的抵抗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再以琦善其人为例，在道光十八年的禁烟问题讨论时，他以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可谓举足轻重。以往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是“弛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引证了他的奏折中的一些话为依据。其实，那都是断章取义的不公正的评价，琦善在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一折，虽然与黄爵滋的主张不尽相同，但也颇有见地，是主张禁烟的。而且他在禁烟运动初期，确实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他在天津拿获的烟犯及起获的烟土，比林则徐在湖北、陶澍在江苏所获缴的要多得多，他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严禁派”。但他后来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东后，却成了一个十足的投降派。另外，人们还把军机大臣穆彰阿说成是“弛禁派”和投降派的实际首领，在史料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对穆彰阿是不是投降派的实际首领问题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要说他是“弛禁派”的实际首领，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史实是：他在禁烟的讨论中，当众议纷纭之时，奉旨主持制订了《查拿鸦片章程三十九条》，经道光帝批准颁发各省执行。这个章程不仅把黄爵滋的主张加以具体化和用法律条文固定了下来，并且也吸收了其他人的建议，具有综合治理的特色，其所起的积极禁烟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穆彰阿还先后奉旨议奏了数十个全国各省各海口的禁烟具体章程，都是本着从重从严的精神，坚持了禁烟立场。
以上这些事实都证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清廷开展的这场禁烟问题的争论中，不存在“严禁”与“弛禁”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将鸦片战争过程中所出现的抵抗与投降两派的根源，与禁烟讨论时属于政策和方法方面的不同意见争论相联系。二
提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史上的禁烟运动，人们就一定会谈及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上奏的那件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动摇不定的道光皇帝，只是在接到林则徐的这个夹片之后，才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立场的。因为林则徐在这个夹片中说到：鸦片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据说，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的心。
历史的事实果真是如此吗？这里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林则徐的这件夹片的历史作用问题；一个是对道光帝的评价问题（指在禁烟问题上的评价）。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反对鸦片流毒及坚决抵抗英国侵略等方面的伟大功绩，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件历史文件，可以证明他的那件夹片对道光帝竟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因为林则徐的那件夹片上达之后，道光帝根本就没有表态，既未加批语，亦未发上谕，只是在当时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有“八月十八日发下林则徐片一件，钱票鸦片”这十七个字的记载。这只能说明道光帝阅看过了这件夹片，却不能说明其他。实事求是地说，林则徐这件夹片所奏内容，包括上面所引述的那段著名的话，对于道光帝来说，已并不新鲜。早在道光十二年，广东连州瑶民起事，两广总督李鸿宾出兵镇压，但由于兵丁吸食鸦片，失去了战斗力，几乎全军覆没。这年八月，御史冯赞勋就此事上了一个奏折，要求严禁兵丁吸毒。他说：兵弁吸食鸦片，“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其为患贻不可胜言。”冯赞勋的这一奏折，当时倒确实震动了道光帝，他当即发出了上谕，通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兵弁吸食鸦片。至于鸦片的流毒会影响朝廷饷银的收入这一问题，道光帝体会更深，也是他即位以来所烦恼不已的大事，这毋需林则徐到道光十八年的提醒他才开始惊觉。综观道光帝自即位以来的史实，我们认为他是一贯坚定地主张禁绝鸦片的。他在道光元年就处分了夹带鸦片的广东洋商，道光二年就严谕广东及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道光三年发布了“失察鸦片条例”，道光四年又严令两广总督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及进口鸦片的章程。以后更是连连下达上谕，烟禁愈来愈严，到道光十八年，他又亲自发动了全国性的有关禁烟问题讨论，通过讨论，采纳了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并且早在林则徐的那件著名的夹片上达之前，即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道光帝就决心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发布了上谕：“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所以，在禁烟问题上，与其说是林则徐等人影响了道光帝，倒不如说是道光帝的坚定态度影响了当时的内外大臣。在禁烟讨论中，所以会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而没有形成对立的两派意见，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在评价林则徐的功绩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丝毫也不会有损于林则徐作为一位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形象。三
我们认为，由于以往有些史学家强调了禁烟运动中的两派斗争，并且把“严禁派”说成是孤立的少数，结论是林则徐等人的禁烟活动一直是在“弛禁派”的掣肘下孤军奋斗的。这种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由道光帝亲自发起的那次禁烟问题讨论，以及由此而掀起的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决不是那几个人孤立奋斗的结果，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收到了巨大成果、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护的范围广大的运动。过去有的研究者，在谈到这次禁烟运动时，往往只偏重广东、福建等少数沿海省区，有的甚至把禁烟运动仅仅看成林则徐在广东的查禁鸦片的活动，这显然是片面的。
大量的档案史料证明，当时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掀起了查缴烟土、烟具的高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在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了鸦片烟土八十多万两，破获并处理了上至庄亲王奕赍、下至一般官民人等的许多贩烟、吸烟集团和人犯。当时真可谓如火如荼、雷厉风行。禁烟的风浪，席卷了全国，而且历时长久。
鸦片战争爆发后，尽管清军在战争中连连失利，道光帝对这场抵抗战争的态度也由坚定而发生动摇，最后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犯下了弥天大罪，但他在禁烟问题上，却始终坚持未变。无论在战争过程中，或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查禁鸦片的活动始终未停，许多吸毒、贩毒的官员和吏民，不断地受到惩处。甚至在道光帝死后，到咸丰年间，禁烟之令仍未松弛。所以马克思曾说：“在1853年咸丰皇帝虽然处在愈加困难的条件之下，虽然完全明白禁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之一切努力毫无结果，但终于不改变自己先人底一贯政策。”（《马克思论鸦片贸易》，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6页）。以往有人以为林则徐被革职以后，禁烟运动也就随之而流产的观点，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我们通过近年来整理编辑第一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深感以往国内史学界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史实或观点，都有许多值得商榷或重新认识之处。本文仅就其中的禁烟运动问题提出几点看法而未涉及其他，十分粗浅，未必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