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困扰和新的追求——广州“读书热”见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的困扰和新的追求
　　——广州“读书热”见闻
　　本报记者　孟晓云
清晨六时，当我赶到广州市图书馆时，门前已站了一条等候领借书证的“长龙”。排在第一名的是凌晨四时来的。有位排队的年轻民警对我说：住在远郊区的为领到借书证，头天在市里租旅馆住下，因为每天只发放一百个借书证，来晚了就领不到。“长龙”中，有不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二十二岁的何建华说：他留在母校暨南大学科技部工作，要为社会各界提供科技咨询，虽有大学文凭，但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日新月异，只有继续深造，才能跟上时代。队伍中还有一个穿着入时、略施粉黛的女郎，她是永丰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眼下正攻读外语专科。对她来说，读书并非为拿文凭，而是适应工作，她的商店常有外国客人光顾。
入冬后的广州，寒气袭人，等候者顿足、搓手。我却觉得这座开放城市的青年奋发进取的热情，似一股暖流涌来。
自然，学习和读书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广州市五十七万职工中，就有四十二万人参加科技文化学习，这个数字不算准确，庞大的自学队伍还不在统计之列。人们说，广州的交通高峰有三次，清早和下午五时是上下班高峰，而晚七时至七时半则有几十万辆自行车出现在闹市区，人们纷纷向电大、夜校和各种补习班涌去。
这股“读书热”是改革带来的。
广州的许多事业和企业单位都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干部，谁有真本事，准会通过考核被录用。人事制度的改革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未来的机会，哪个不愿试一试？广州市委组织部自1985年7月起开始从社会上招聘党政机关干部，办法是登门自荐，然后面试，现已从登记的二百人中录用了二十多人，三十二岁的梁冬是其中的一个。通过各种考核，他由工厂的资料员变成市计委干部。梁冬是学化学的中专生，后来又自学中医学，拿到大专文凭，现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刊授班攻读第三学历。广州厨房设备厂副厂长谢红是中文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现又攻读企业管理，用他们的话说，只有知识面广了，对未来的发展才能有应变能力。
荔湾区一个基层粮店的工人张建华，曾在团市委招考团干部的应试者中成为佼佼者，被录用为荔湾区粮食局团委书记，目前补习完高中课程，正准备考电大。人们问他，你已经当上了干部，为何还那么发奋读书？他回答：哪一天我不再进步了，我就会被淘汰。
改革和开放给人们带来机遇，也带来“危机”感。你不学习，在竞争中便站不住脚。广州青年产生了一些新观念：一是自立自强的观念，不靠父母，不靠关系，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二是竞争意识加强，人们开始在竞争中生活。
广州有个轻工研究所，以前某些干部把自己的子女安插进来。这两年科研制度改革，由工程师立课题，当组长，自己选择组员，你不学习，不上进，就没人来与你组合。有人混不下去，相继离开；有人发奋学习，继续留在所里工作。这个所二十六岁的女青年钟慧斌，是干部子女，过去图新鲜、图舒服来到所里工作，改革后感到压力很大，深感自己学识浅薄，于是每晚进夜校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化工原理。她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因为她时常面临或者就被选上或者就被淘汰的局面。她告诉我，改革了，不能吃大锅饭了，混日子不行了，不靠真才实学不行了，出路只有一条——发奋学习。过去，晚间她常同朋友在音乐茶座和舞厅中消磨时光，兴奋一时后又感到一种冷清和寂寞。她说：“物质生活丰富后，又有新的困扰和苦恼，又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有优越的生活环境不等于能快活，我还需用知识来充实自己。现在，去音乐茶座的个体户较多……”
其实，广州的个体户也在学习，他们的竞争意识更为强烈。我这次在广州结识了做“太爷鸡”的个体户高德良，他拥有八个电冰箱，同时拥有八个书橱。他订阅了三十份报刊，每晚深居简出，阅报读书成为他业余生活的最大乐趣。198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东山区的劳协主任。他认为光追求金钱可悲，没有前程可怜。或许，我们从高德良那里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富起来的个体户，也同样有着新的困扰和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