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范　永垂史册——纪念周总理逝世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外交风范　永垂史册
　　——纪念周总理逝世十周年
　　章文晋　马列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四化建设中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回忆既往，从建国初年起为了使国际社会正确了解新中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为我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周总理1954年访问印度、缅甸时，由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准则。周总理所体现的新中国的外交风格，仍然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周总理丰富的外交经验，是我们久而弥珍的财富。建国前后，我们有幸亲聆他的谆谆教诲，亲见他的杰出的外交实践，亲受他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今天，周总理那折冲樽俎的英姿风采，应对裕如的外交艺术，庄重洒脱的政治家风度，我们仍感到那么亲切。周总理在外交舞台上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
周总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生。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热爱，贯穿在他的繁重的多方面的外事活动中。我们感到，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直至弥留之际，都没有动摇过。1975年9月，周总理抱病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维尔德茨同志，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那时，“四人帮”活动嚣张已极，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迫害重病的周总理。周总理处境险恶，但他仍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预言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光明前途。他对维尔德茨同志庄重有力地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用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拥有许多有才干的领导人的，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周总理通过这番话预告我们的党必将战胜“四人帮”。他在弥留之际，哼唱着“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事业。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一切爱好和平、维护独立主权国家的正义斗争，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周总理总是代表我国全力支持。在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严峻时期，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为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日以继夜地操劳。在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时，他宣布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种援助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并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为目的。为了支援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周总理也倾注了自己的大量心血。1970年，美国对“胡志明小道”进行狂轰滥炸，我国的援越物资不能及时运往越南南方前线，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周总理决定派一位副部长带领工作组去“胡志明小道”实地考察，以取得第一手资料，更好地向越南提供援助。工作组出发前，周总理亲自接见工作组全体同志，并为工作组取名为学习组。他指出学习组的任务是重要而光荣的，一定要完成，也可能有牺牲，就引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鼓励大家。学习组回来后，他又亲自仔细听取汇报，对援越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这是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多么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外交斗争要求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不但要有高屋建瓴的胆略和气魄，还要有高超娴熟的外交艺术。周总理说过，外交工作必须要有原则性，才能允许可能范围的灵活性。正是在这方面，周总理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1964年之前，柬埔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历年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都包括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驱逐蒋帮。1964年联大开会之前，一个友好国家向我试探，可否绕过台湾问题，只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明确提出驱逐蒋介石代表，认为这样做可以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当时，我们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基本同意这个想法。当请示总理时，总理表示理解这个国家的好意后，严肃地指出，这样做可能多得一些票，但却会给搞“两个中国”的人开方便之门，后果严重，会犯战略性的错误。总理就是这样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他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又善于以必要的灵活性打破僵局，找到出路，使人感到“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日内瓦会议上有这种情况，在万隆会议上也有这种情况。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风波陡起，两种对立观点相持不下：一种观点主张实行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说“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会议面临危机。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总理发言，他坚持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又说道，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障碍消除了，会议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严格遵守外事纪律的榜样。周总理生前，时刻提醒我们外事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他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的存在。”陈毅外长生前曾说过，他接受外长任命时，向周总理请求指教，总理告诉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八个字，他终生受用不尽。总理在建国初期就亲自为外事人员制定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守则。他不仅要求别人遵守外事纪律，他自己就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凡外交上的重要问题，总理总是尽一切可能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汇报，并不因自己在党与国家中的地位而有丝毫的疏忽。1965年6月，周总理率我国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之前，先对埃及进行访问。会议东道国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军事政变。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况，使会议能否召开成了问题。总理到达开罗后，即同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途经开罗的准备与会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形势错综复杂，各国领导人意见纷纭。总理随即召集我国代表团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停留的日日夜夜，总理常常亲自起草和修改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汇报请示电。这些电稿落款处常常写着“清晨×时脱稿”几个字。为及时向中央请示，周总理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涉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苦心孤诣，独立支撑，尽量减少林彪、“四人帮”给我国外交造成的损失。1967年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周总理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指示，要修复英代办处的房屋，费用由我国负担。1971年，房子修好了，英代办处为此举行招待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要应邀前往并向英方道歉。但参加招待会时，在英代办和其他国家使节面前，负责此事的同志觉得张不开口，就没有道歉。总理知道后，很生气，严肃批评说，你们怕丢面子，不道歉，我道歉。第二天，他亲自约见英代办，谈了一个多小时，说明火烧代办处是违犯我国对外政策的，诚恳地向对方表示歉意。总理以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挽回了极“左”思潮给我国外交造成的恶劣影响。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是那样耐心热情地做各国人民的工作。他说，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人民，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又说，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早在建国之初，周总理就把对日工作放在了人民这个基点上。不论是政界代表团，还是民间代表团，不论是知名要人，还是普通劳动者、学生、文艺工作者等，周总理都尽可能亲自会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样，以民促官，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有力地促进了1972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之后，总理常说“饮水不忘掘井人”，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在与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周总理总是强调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总是强调求同存异。万隆会议正是实行了求同存异的原则，才获得了成功。
周总理经常强调，对各国友人，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人民，要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要尊重人家。他自己的很多平等待人的故事，在世界各地至今还被广泛传诵。1965年6月，周总理应邀访问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坦桑外交部特派一位礼宾官员在往返途中陪同总理。去时，这位官员在卡拉奇登上周总理专机，我负责礼宾的同志没有安排他会见总理。当总理来到前舱发现这位官员后，就批评这位同志说，他是代表坦桑政府来陪同我们的，这是对我们的尊重，我们一定要以礼相待。说完，总理亲自邀请这位官员到他的座舱，亲切交谈，并向我斯瓦希里语翻译说，他就是你最好的老师。回程时，这位官员在卡拉奇下机，我礼宾同志又没有报告总理。飞机起飞，总理才知道。这次总理批评得就更严厉了，并且交代要立即电告我驻巴使馆，让大使宴请那位官员一次，并转达总理的谢意和歉意。那位官员大受感动，说只有中国的总理才能这样平等待人。
凡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过工作的外国朋友，凡是为培育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之花而倾洒过汗水的国际友人，周总理总给予充分肯定，总是不忘记他们。罗斯·史密斯是长期在新华社工作的英国专家。“文革”中，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罗斯·史密斯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 968年底她被迫离开中国。这位老专家返英后，境遇凄凉。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要我驻英使馆把史密斯请回中国，要新华社迅速恢复她以前的工作，并妥善安排她的生活。罗斯·史密斯后来在《怀念周总理》的文章中写道：“几个月之后，在北京饭店一个招待会上，我被人推向前去见他，他用英语向我道歉：‘我们做了一些错事。’我说不出一句话。一个卑微的英国陶瓷工和烧饭女工的女儿接受伟大中国总理的道歉，请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吧！”两年以后，北京举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在京的外国专家都在被邀之列。周总理特别嘱咐请罗斯·史密斯参加。会上，总理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文革”期间受到审查和不公正对待的外国专家表示赔礼道歉。总理讲话后，走遍六十张桌子，向外国专家们一一敬酒，表示慰问。他还把史密斯介绍给出席招待会的中外朋友，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周总理就是这样以对待外国友人的真诚态度赢得了各国朋友的衷心爱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对待外交工作的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事事他都考虑得那么周到，准备得那么充分。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总理向代表团反复强调要认真准备，每个重要环节他都认真检查。根据总理的布置，还搞了一次模拟的会议，翻译练兵，严格考查翻译。总理让当时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亲自抓。英、法、俄三个语种的翻译都参加了“考试”。根据“考试”结果，定出各语种的主要翻译。另外，还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演习”。“考试”和“演习”，是临战前的一次认真练兵。同志们都那么认真，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一切让总理放心。
总理对由于疏忽、马虎大意造成的外交工作中的事故，从不轻易放过。日内瓦会议临近尾声，日内瓦协定全文翻译成中文后立即发往国内新华社。由于有关同志的疏忽，译稿漏发了一段，而且是较为重要的一段。问题很快被发现了，但情况也相当紧急。稿件已经发走，第二天就将在《人民日报》刊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个差错将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总理不能容忍由于疏忽给工作带来的任何损失，布置立即向中央报告，要新华社扣发原稿件，《人民日报》推迟出版。他让我们马上查明原因，狠狠批评了我们。最后让我们将协定译文全部重新校对，绝对保证准确无误。我们都很难过，在总理面前，总感到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可是，在离开日内瓦的前夕，代表团聚餐时，周总理擎着酒杯，走到我们面前，深情地说，那天，我批评你们是应该的，但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敬你们这杯酒。听了总理暖乎乎的话，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总理就是这样，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你的缺点错误，但却使你时时体会到他的恳切和火热的革命感情。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虚心好学精神和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识。周总理在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开创性工作，在世界外交史上的巨大建树，使他成为我国当之无愧的外交巨擘，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伟大外交家之一。当我们怀着无限钦佩的心情赞颂周总理在外交上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叹服周总理在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渊博的学识。残酷、艰难、漫长的中国革命，始终处于中国革命风暴中心的独特的个人经历，给了周总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他那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他那虚心好学的精神，又使他不断地积累着各方面的知识。周总理生前曾反复告诫我们，国家不论大小，都各有优点和长处，要向各国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在这方面，周总理也给我们做出了表率。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我国访问。最初，有关方面并没有安排总理接见这个团，而当周总理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日本农村，为了了解日本农村的具体情况，他决定接见这个访华团。他说，放着这么多主动送上门来的老师不去请教，不向人家做调查研究，怎么能做好工作呢？我舍不得失掉这个机会。我把其他工作放下，见见这个团。这次接见，周总理同访华团成员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他问得是那样认真，那样仔细，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都不厌其详地作了询问。总理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求教的态度，深深打动了外宾的心。访华团团长回国后，专门找了从事日本农村研究的教授，重新搜集了大批材料，再次访华时，向我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有关同志据此整理了一份材料，送给总理。总理精心批阅后，又送给毛主席。对周总理的好学不倦，美国报界人士西摩·托平曾说道，周总理向外国客人发出连珠炮似的问题，问及他们国家生活的每个方面，他有一种不能满足的好奇心。确实，周总理就是这样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宝库。
周总理的外交伟业，永远值得我们赞颂；周总理所倡导和体现的外交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今天，我们要踔厉风发，以周总理为榜样，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周总理的外交风范，永垂史册！
原载《世界知识》1986年第1期（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各国青年朋友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