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 朋友 知音——回忆周恩来同志对文艺工作的关怀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领导 朋友 知音
——回忆周恩来同志对文艺工作的关怀
张颖
周恩来同志逝世十年了。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多年，又曾在文艺工作岗位工作。此时不禁回忆起他同文艺界的亲密关系。恩来同志在世的时候，不仅重视和支持文艺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工作，而且用自己的身心去关怀、爱护、帮助文艺工作者，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文艺界，多少人受到过他的影响，得到过他的教诲；多少人与他共同探讨过技艺；多少人在患难中得到过他的帮助。他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和知音。
周恩来同志的工作极为繁忙，有时甚至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但在他那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上，总要挤出一些时间来关心考虑文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他主持南方局文委工作，每隔两三周讨论一次文化工作，无论是新闻出版、文艺论争，还是戏剧创作，都是经常讨论的内容。在整个统一战线工作中，恩来同志尤其重视文化艺术界、知识界的团结教育。这些往事，在过去十年中，已有不少同志写过回忆文章。
建国以后二十七年，恩来同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对文艺的领导依然没有放松，依然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关键的时候，还要亲自指导。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恩来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谈到新中国开创时期，文艺工作者要团结，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创作；要改变立场，改造思想。这次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1956年5月对昆曲《十五贯》的讲话，不但救活了一个剧种，而且为戏曲改革指出了方向。在1961年6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恩来同志广泛听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然后作了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他批评了“五子登科”（指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并希望领导文艺工作的人，一要负责任，二要干涉少些。他还号召文艺工作者敢想、敢说、敢做。那次讲话大家至今记忆犹新。1962年3月，恩来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向剧作家和科技人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更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使以后的创作一度呈现繁荣的景象。
周恩来同志重视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但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而是以同志和朋友的身份与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他在文艺界也确实交了不少朋友：从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到普通的作家、导演、演员以及许许多多幕后的“无名英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活动，甚至一喜一忧，他都能感觉到，所以他的讲话，总是使人感到亲切；他的意见，总是使人觉得切中实际。如恩来同志在谈到思想修养时，总是从他自己说起，而不是高高在上教训别人。他不隐讳自己的缺点，说的是由衷之言。当我们听他讲话的时候，不由得会想：连周总理还在不断改造自己，更何况我们呢？记得1956年孙维世同志排演了话剧《同甘共苦》，不少同志说好得很，而我却感到不那么好，写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维世又对我的文章进行反批评，戏剧界一时议论纷纷。有天下午，恩来同志把我们叫到他家里，恩来同志笑着先对维世说，对任何一个作品都会有不同看法，你是有点专家派头，应该谦虚点嘛。然后回过头来，又说我，你写文章批评人家要谨慎，怎么就说人家是“大男子主义”哩。恩来同志还对我们说，文艺创作能展开争论是好事，互相促进才能发展。但都不应意气用事，而要认真客观地探讨，从中总结和学习。恩来同志象一位兄长和朋友对我们循循善诱，使我们心悦诚服，我和维世一起离开西花厅，互相道歉，高高兴兴地道别了。
周恩来同志还是一位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的好领导。他从来反对简单地给文艺作品定框子，对作者打棍子。《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小说和电影曾经引起争议。在1961年的故事片创作会上，恩来同志肯定并称赞了这部作品，批评那些否定者还在定框子。指出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别人不合他的框子，就戴上“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这类帽子。恩来同志一番话救活了一部作品，也激励了作家的热情。
周恩来同志也曾批评过一些作品和演出，但不强加于人，而是以理服人。1963年哈尔滨话剧团到北京演出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周总理看完演出后，走上舞台，亲切地对大家说，我看喜欢穿件新衣裳、打打野鸭子也不能算资本主义复辟吧。当然过了头，耽误工作就不好了，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如1960年北京人艺为了培养青年演员，排练了欧阳予倩同志的话剧《潘金莲》，这是欧阳老早期的作品，他并不知道人艺要演出这个戏。恩来同志听说人艺青年演员有演出，特地赶去观看。但他那天看完戏就走了，没有象往常那样到后台去看望演员。第二天周总理又来到剧场，看了第二次演出，慢慢走进后台，和大家握手，让参加演出的所有人员坐下来。恩来同志请导演、演员都谈谈对潘金莲这个人物怎样认识。几个同志谈了各自的看法以后，恩来同志神态有点严肃地说，昨晚我来看了演出，回家以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我在想，潘金莲这个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是否需要为她翻案？在封建社会中她是不是被压迫妇女的典型？欧阳老几十年前写的这出戏，今天重排有什么意义？我带着这些疑问今天又来再看一次。如果我不告诉你们我的想法和看法，那是不负责任了。院长、导演同志，你们是否可以排演别的戏来培训青年演员？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供你们参考。恩来同志走后，大家沉默了，都在深思。过了两天，市委传来某位领导人的指示，要人艺讨论周总理的指示，并组织批判，甚至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这样一来，空气闹得十分紧张，欧阳老听到后也心绪不宁，受到压力。恩来同志听到事情竟会如此发展，十分恼火，立即告诉剧院领导停止讨论，更不要批判。随后又告诉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请夏衍同志立刻去看望欧阳老，并要向欧阳老解释清楚，他只是谈谈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看法，绝没有要把几十年前写的作品拿来批评的意思。而且对历史小说中的人物的再创造，艺术家完全可以持不同的态度。欧阳老听了十分感动，表示他完全同意周总理的看法。
周恩来同志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尊重他们的独立见解。我还记得1942年，阳翰笙同志的历史剧《天国春秋》在重庆连排时，恩来同志看后提出一点意见：洪宣娇与傅善祥之间的感情纠葛写得浓了，使杨秀清和洪秀全的重大矛盾不突出。他建议阳翰老作些修改。但当恩来同志看第二次连排的时候，看到修改极少。他对阳翰老说，你是作家，又是专家，应该尊重你对作品的处理。恩来同志看过老舍先生的《茶馆》以后，也曾提过一些意见。老舍先生并没有改。恩来同志始终称赞《茶馆》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称老舍先生是一位人民的爱国主义作家。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他对祖国文化，对当代文艺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也将永远被称颂。他在文艺工作者心中已竖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