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和社会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文化的和社会的
丹晨
社会学的文学研究方法、文学创作中的社会内容，在近年来颇受到一些同志的贬责。有同志以为过去文艺创作和批评没有搞好，文学不象文学，文学缺乏文化，就是因为用社会学涵盖一切。有些青年作家提出文学“寻根”的问题，强调要表现民族历史文化形态，也包含有这层意思。但是因此力图在创作中有意无意避开从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去观察生活，进行思考，把文学与社会生活、社会内容、社会观念、社会意义等等看成对立的排斥的关系，则又未必确切。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它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中的边缘科学，文、史、哲、伦理、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人口、人类、宗教等等无不与它紧密有关，互相交叉。但这些学科又各有其独自的研究任务。恰恰，文学的描写对象从来是以人和社会生活为中心，因此，文学和社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要想使文学和社会截然分开是很难的；但是对于文学一味只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比照考察，用社会价值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依据当然也是片面的。因为我们毕竟不能离开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去谈文学，那是庸俗社会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对于文艺作品要从历史观点、美学观点去研究。他们的一些精辟的深刻的阐述，使人们正确认识了这些作家作品的历史的社会的价值。这是一种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批评方法。但决不能因此以为文艺作品仅此而已，文艺批评只能这样，进而以为马、恩也是主张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依照他们这样的模式，那当然是一种误解。有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等同于社会学批评，也是从这种误解而来的。
既然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文化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任何文化总是渗透着社会的和时代的意识的观照，两者的内容是互为交叉的。人类文化从原始初民时期开始，就是社会的文化。因此，用社会学方法去研究文学，也是一种文化形态。
历史的民族的文化形态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不断地淘汰，又不断地产生新的，它总是烙刻着一定社会历史的印记。它的某些部分如人性、人情、人的心态可能变化迟缓，带有相当的凝固性、静滞性、稳定性，甚至显示了一定的历史惰性，但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生硬地把社会和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社会观念会妨碍文学的发展，够不上称作一种文化形态，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见。
譬如，有些同志很重视古老民俗的描写，以为由此可以开掘更深层次的“文化岩层”。民俗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它所包括的研究范围，中外专家看法并不一致。英国学者泰勒认为：引人追踪世界文化实在经过的历程之征迹中，有一大群事物，包括行为、风俗、观念等，这些事物由习惯的力量迁延到和这些事物的源头不同的新的社会状态中，当做旧文化状态的证据和样本。法国学者山狄夫认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也就是说，民俗学搜集研究古代的“非物质的遗物”，如残存的迷信、故事、观念等；应是民族民间传承的，非规范的生活、文化的形态。因此，民俗不可能不是文学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上述列举的范围有相当部分又是社会学研究对象，诸如宗教、社会风尚、亲缘血统关系，以及民间知识、技艺、饮食居住等等。所以，西方的民俗学与社会学几乎是同时兴起，民俗学家往往同时也是社会学家，民俗学中很多问题也是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只是角度、目的、任务不同而已。规范的或不规范的文化形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都是社会的。提倡文学描写民俗是完全应该的，也是纠正过去那种文学即政治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念的一个有效方面。但是把它夸张为唯一的极高的审美意识、深层次的文化形态，对文学描写社会内容却又过于轻蔑，以至完全驱逐出审美对象、文化形态范围之外，也是不公平的。电影《良家妇女》想避开社会意识去描写大媳妇小丈夫的婚姻，认为是由于中国妇女的本性所造成，是中国妇女善良、软弱、顺从、性意识的克制等等而出现的悲剧。电影《黄土地》中那场祈雨的悲剧性场面是作者所特别重视的。他力图把这些原始的落后的风俗转化成为审美形态。但是能否就把这些意向和表现看成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和文化表现呢？又如许多电影渲染铺叙陕北、河南等地的婚礼习俗。其实就以黄河故道附近的农村来说，由于贫瘠，很少这等场面。如此这般风土民情，完全可以从农民心理、古老习惯去展开描写，但那毕竟还是浮在面上俯拾可见的表面形态，需要进一步从广泛的社会内在联系去开掘，才能寻找到那真正的文化的社会的“根”。
当然，不能说人们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学创作着意社会问题的嫌恶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过去某些文学创作、理论批评观念的偏狭和僵化，把文学等同于社会学，进而等同于政治以至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图解，完全抹杀了文学艺术的特点；也还因为那种社会内容、政治观念本身就是充满着荒唐、丑恶的反历史主义的。因此人们反感、鄙弃，力图探求一条新路也是理所当然的。当发现文学艺术自身原来是一个辽阔宽广的美的世界，不只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相联系，也还和历史的民族的文化心态、精神素质相联系，也还有一个蕴藏丰富、充满生机、使人眼花缭乱、过去很少涉足的生活的精神的矿藏，有待作者们去开发和创造。这对于我们的文学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转机。问题在于看到文学艺术的版图如此辽阔之际，不应把社会生活的内容和价值从这版图上抹去，也不应把社会学、文化和文学之际互相交叉渗透依存的关系分割开来，加以不适当的褒贬。更不应对积极反映当前现实生活和人们心态的作品采取嘲笑的态度。据说，有人认为，有朝一日把写改革的作品排除在全国评奖之外就是评奖的一大胜利；还有对某些作品倍加赞扬就是因为它避开了社会学，避开了阶级关系、经济关系之故；有的还以为现在再去表现“文革”时期血淋淋的迫害和残酷斗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还是去写感觉，写“超感觉”的东西才是深层次的“文化岩层”。这些观点当然是偏颇的，不妥当的。
今天，要求文学作品成为赤裸裸的政策图解，直接为某个具体政治任务服务的主张也许仍然不乏其人。否认作家的感觉、感受、想象和艺术的夸张等的积极作用，把模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看成是唯一的艺术等等庸俗社会学观点当然应该反对。恩格斯当年批判德国的庸俗唯物主义，正是指出没有把存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作出辩证的解释，他们把经济的作用说成是绝对的，把唯物主义当作“标签”、“成语”，因此是没有生命力的。普列汉诺夫指出，当时的美学批评家反对民粹派小说家的缺点的斗争所以是无力的，是因为他们想劝说民粹派作家不去关心社会问题。同样，如果我们反对别人去关注、描写现实的变革生活，自己飘然置身事外，单纯追求所谓艺术的“永恒感”和“无限感”，也就不免有点荒谬了。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某些艺术上的粗率拙劣，思想上肤浅平庸以及种种令人厌倦的模式作出严格的分析和批评。人们渴望改革，建设现代的文明社会，正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心态积淀和发展的新的走向。生活实际中演出的种种活剧、喜剧、闹剧、悲剧所包含的内涵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了。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作品就显得黯淡了。因为许多作家还没有真正熟悉、理解和把握这场变革，以及各阶层人们对待这场变革的复杂多样的心理反映、精神意向、行为模式和种种剧烈的矛盾冲突。
我的意思是，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传承，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但它应该是社会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渗透着社会的时代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