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风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胡风先生
　　骆宾基
一
从1941年秋，在香港九龙地区，我怀着一种被国民党蒋政权放逐了的心情，在一个咖啡馆里第一次和这位在中国抗战时期贡献很大的新文学理论家相识，到现在——1985年逝者作古为止，可以说，相识四十又四年了。如果扣除逝者约二十五年之久的与世隔离的含冤岁月，我们交往的历史断断续续也已有二十年，不能说无所了解，但还是不能说了解得确、全、透。因为我究竟不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史研究者。
以我们在现代文学馆开幕式上最后一次见面为例，我们虽相处一桌，胡风夫人梅志女士也仍如桂林时期老战友之态热情招呼，相互致意，但与胡风先生却仅注目相视以致晤意，而无一语相交。这是由于二十年之久的缧绁之冤，给其创伤过重了吧！他给我一种在精神上仍然处于桎梏般的“自囚”状态的感觉，使人心魂深处含着一种沉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却不是从直接感受中而来的，而是以后在《新文学史料》上间接感受到的，这又是另一种印象了：胡风不但没有“自禁”、“自囚”于个人的精神领域之中，而且是仍然固守着自己三十年代后半期的理论观点，某些难免偏颇，但头脑清楚，记忆也很细致，思辨力也仍锐敏如昔。且有时偏激之感的锋芒，也不钝于以往。可见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在战斗的一生中反映着历史的曲折性与社会新旧交替间的复杂性的一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认识，并不易。在文学纪年上，我晚于他二三年，而在自然年龄上相差就更大了，要作确切的评论就更难，主观之论是难免的。
二
如果说从我们过去二十年以上晴晴雨雨的交往认识上作一个概括的结论，那么我个人认为胡风作为新文学理论家，在我们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就是说，在抗战阶段的文学界发挥了前导作用，虽然有时不免偏激，又过于主观。例如：对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可以从生活的弱处，在“政治生活”上立论，而给以“脱离斗争，脱离现实”的评语，实际上，这是论者脱离了作者的作品的论点；而对另一位有威望的作家，又从纯艺术的观点上给其作品以“图解”之类的论断，又完全不考虑作品在实际上所已产生的政治效果。这都是求全的指责，不是论点过了头，就是尺码不足寸。
但尽管在其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有时出现这样的针对性的偏差或那样的针对性的误解，它们只是如南方八月的蓬茂成荫的老榕上几根断枝枯柯，还是无伤于它整个须根与冠叶并茂而形成的巍然壮观之貌的。就是说，这些影响不了胡风在主编《七月》、《希望》以及“七月诗丛”贯穿整个抗战文学阶段所形成的巨大的主干形象！谁也不会对这样一位受了二十多年之久不白之冤的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家作求全的苛责。
三
《七月》、《希望》、《七月诗丛》，在中国抗战时期所作的贡献很大，“大后方”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是把它们作为思想上的火炬式的前导来看的。而在这些有志、有为的青年中也包括不少曾抱着消闲读物而虚度过若干宝贵年华的昨日的庸庸者！随着火炬的前导，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结合而担负起各自应该承担的那一份历史使命，从此始放光辉！
胡风主编的文学期刊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巴金与丁玲、舒群抗战早期分别在上海与武汉主编的《烽火》、《战地》，抗战中期在桂林出版由夏衍负责的《野草》，还有抗战晚期冯雪峰负责的《抗战文艺》……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革命文学的脊梁。
七月派新诗影响着整个大后方，形成中国抗战时期新诗的主流，冲击着一切供达官、富商、阔少式公子哥儿、交际场小姐消遣解闷的无病呻吟之作，开拓着一代诗风！这是和以鲁迅、茅盾所奠定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传统分不开的，和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分不开的，和新诗坛上的胡风在评论上的斗争分不开的。
四
还有四十年代出自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如艾青、田间为代表的新诗，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月夜》为代表的反映属于解放区的人民在日寇骚扰下所遭受的苦难及反抗精神，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与农村民主生活的短篇小说，也是经过胡风的媒介在桂林首先以不同于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特有的阴灰气氛，而带着曙光般明朗色彩；通过只出版一期就遭禁的《文学报》革新号和大后方的有志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青年见面的。这是些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期的文学作品（它们当中可以称为代表作的，还有孔厥的《苦命人》），它们给国统区的青年带来了，或者说加强了对于未来的胜利以及崇高的革命理想必将实现的信心！
胡风在这里是起了一种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精神桥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功绩之一！
五
今天，我们终于听到在党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将要为这位终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休的新文学理论家，召开文学界的追悼会以肯定他对人民所作的卓越贡献的消息了！我们和逝者的亲属一样感到逝者可以瞑目的宽慰。这又是逝者躬逢盛世的一种幸运！
相信党中央的这种多方面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但会改变现代文学史上旧的——对逝者的不公正的论点，且也必将有利于今后优秀党风的发扬与文风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