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同志脱险纪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李敷仁同志脱险纪实
汪锋
1937年11月，教育家、民俗学者李敷仁同志，以爱国主义的革命胆略，在特务如麻的西安，创办了《老百姓报》。他说：“把报纸交给人民，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他面对白色恐怖，面对法西斯的高压，敢于不断刊登人民群众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言论，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老百姓报》销至十三个省和苏、英、美、法、加、匈、瑞（典）等国。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视《老百姓报》为眼中钉，于1940年4月勒令它停刊。
敷仁同志于1944年又在西安办起《农村周刊》，从内容到形式，依然和《老百姓报》一样。《农村周刊》仅仅办了六期，又被国民党顽固派查封。他后来又通过他和当时省教育厅长王友直先生的私人友谊关系，到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工作，利用合法手段，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主编了《民众导报》。他聘请的一批思想进步的“特约兼职编辑”，大部分是西安文化教育界有名望的人士。他们勤奋工作，使《老百姓报》的精神复活。
1945年上半年，在党的领导下和杜斌丞先生的支持下，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由李敷仁、武伯伦、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组成五人小组，作为“民青”的领导机构。下半年民盟总支成立之后，决定在民盟西北总支部设立了青年委员会，李敷仁同志任主任委员。“民青”直接受中共陕西工委的领导。“民青社”以民盟的名义，在大专院校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中积极发展成员，扩大党的外围革命力量。数以万计的学生通过它受到革命的影响，在陕西曾进行了破坏反动派发动的“反苏游行”和大中院校学生争取民主权力、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的斗争，使抗战初期党所领导的蓬蓬勃勃的青年运动，在西北地区又重新抬起头来，为1946年前后西北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大批进入解放区作了准备。
抗战胜利后，人民正面临团结与分裂、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这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斗。1946年，在陕西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惊慌的有两个事件：一件是青年学生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苏游行”；一件是城固西北大学的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爱国斗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学运史上少见的。
当特务们察觉到青年学生爱国活动都与李敷仁的活动有关系时，伪省主席祝绍周对王友直说：“破坏反苏大游行，西北大学闹学潮，李敷仁都是后台。”当1946年4月30日蒋介石来西安巡视时，CC头目王宗山向蒋汇报时，说：“《民众导报》的主编李敷仁，把陕西激进青年都抓过去了……”遂于1946年5月1日在古城西安秘密绑架了李敷仁同志。同时也逮捕杀害了其他革命志士，捣毁了西安《秦风日报》等，造成骇人听闻的“五一事件”。李敷仁同志在这生死关头，作为共产党员、民盟盟员，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气凛然，在敌人的淫威下，不呻吟，不求饶。
敌人把他押送到咸阳塬的田野战壕边，企图秘密杀害他，向他的头部、后心窝，连击两枪，慌忙扬长而去。敷仁同志倒在血泊中，由于敌人枪击未中要害，昏迷一阵又苏醒过来。附近陈老虎寨村的群众纷纷来围观，其中有一位叫陈信的，是敷仁早年的同学。他看到老同学遇难，赶快搭救，急忙叫在场的本村人王喜德、陈生发、陈建海和自己的侄儿陈景义相帮，先把人从壕沟里抬出来。陈信见敷仁流血不止，便从群众中借来一条腰带，把他的伤口紧紧包住，将他抬到公路边。
当群众从陈信口中知道他就是当年为他们办的《老百姓报》的“老百姓”（群众对他的爱称）李敷仁先生时，都十分敬佩和同情，帮忙的人愈来愈多。陈信考虑到此地距敷仁的家杜北镇有二三十里，便又派人从自己家里取来枕头、垫被以及绳索、木缘。大家将担架扎结好，给敷仁铺好被子，放好枕头，使他在路上尽量舒服一些。沿途又有赵北平（现任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志和贠长发、杜旭杰两位名枪手持枪护送。这样，大家胆壮心实，不怕路上发生意外了。
安全地送他回到家里后，赵北平同志赶忙请来医生给他消毒、敷药。
但敌人很快知道了敷仁同志没有死的消息，又派四个特务前往搜捕。当地人民巧妙地跟敌人周旋，一面派人“招待”他们，刺探其动向；一面迅速转移敷仁同志，保证安全。这时敌人封锁了敷仁同志家乡杜北镇地区，情况是很危险的。
李敷仁同志被杀未击中要害的消息，第三天就被送到了中共陕西工委所在地马栏镇。我们当即召集有关同志，统战部部长吕剑人、组织部长王俊、西安工委书记韩夏存等开会研究营救李敷仁同志的问题。这个会连续召开了三次，作了周密布置：
（一）由礼泉的我党秘密党员、国民党大路乡乡长康子安（康泰）和王章同志负责掩护，很快将李敷仁同志转移，脱离险区；（二）为将李敷仁同志接回边区，进行一系列的工作。例如：决定让韩夏存同志化装去接，给沿途礼泉、泾阳、三原地下党通知，凡李敷仁所到之地，一律负责保护等；（三）途中建立了几个秘密救护医疗站，指定了医务和看护人员，准备医疗换药等；（四）关于如何通过封锁线，怎样乔装？对边区和我党有关系的保安团和地方保安队都布置了工作，要他们绝对保证病人（李敷仁）的安全；（五）对封锁线和我们有关系的保安团军官，士桥到栒邑封锁线的保安团大队长董策丞、栒邑到赤水和淳化边界的保安团团长魏志毅、赤水边界的保安团营长王立安等知心朋友，我亲自给他们作了布置。如果万一坏人特务抓去了病人（敷仁），他们就借口这个病人“是边区共产党”，抢夺回去，然后再送回边区。
省工委派出工作的赵一如和康子安、王维祺商定将李敷仁同志接到康子安家里，赵一如和康的一个亲信护兵各带短枪，随王维祺去五十里以外的泾阳西寨村去接李敷仁同志。他们决定如遇到特务阻挠，就消灭之。赵一如等三位同志于天黑时到西寨村，当晚就用担架将敷仁同志从王安礼朋友家中接出，抬到礼泉县境，又用独轮地轱辘车推上，下半夜到康家店康子安同志家中。
当时，正是敌人大肆进攻延安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八百里秦川，阴云密布，杀气腾腾，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敌人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康家店只休息了一宿，康子安同志把李敷仁护送过了泔河，转移到礼泉县昭陵乡王章同志家中。
为了确保安全，再将敷仁同志转移到昭陵山区前山赵村王章同志岳叔父赵廷芳家中。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芭长”。关中地区大麦已熟，正在搭镰收割；原野的麦海碧波，随风荡漾。敷仁同志住在这个僻静的山村，蒙受主人款待和在原东北军的一位军医朋友的治疗下，静静地疗养了十多日。当伤口愈合，体力已恢复到能走路、能骑牲口时，由赵廷芳协助买了一条毛驴，敷仁同志装成中医大夫，韩夏存同志装扮成为请医生看病的农民，赶着毛驴，沿着昭陵山区小径，越过敌人三道封锁线，穿过泾河以南山区，渡过了泾河。渡河时，封锁线董策丞大队长，暗中派人牵驴接渡。渡过河就奔向人民安居乐业的陕北山区。
李敷仁同志刚进入边境，就有一班年轻力壮的战士，轮换把他抬到关中分区首府马栏。
李敷仁同志到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妥善的治疗。
敷仁同志到达马栏的当天，我与吕剑人、王俊同志迎接他时，他激动地说：“党和同志们这么关心我，营救我，我终生难忘！”
敌人杀害他的子弹，还在他身上没有取出，使他疼痛不已。我们当时最担心的是他回到边区后，伤情出现反复。因此，我们召开了陕西工委会议，专门研究了对他的治疗和生活的照顾问题，并作了周密的布置。
安排他的学生、陕西省工委干部杨克、孙生贤、韩夏存、陈方、麻兆瑞、刘蓟、李静等同志，分工负责，每天给他打洗脸水，翻身、沏茶、倒水、洗衣服，照料他的生活。
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有想到我遇害，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在第三天就派人营救我，这对在外面工作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党中央来电报慰问他，并嘱咐他：“要好好休息疗养，恢复健康，然后到延安。”
党中央又很快派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后任关中警备司令部卫生部长）专程到马栏，给他动手术，取出敌人打在他身上的子弹，治疗枪伤。
1946年6月下旬，关中地委用两匹体壮的骡子，绑了架窝子，请敷仁同志坐在里面，派人送他去了延安。他到延安后，陕甘宁边区于7月24日召开了盛大欢迎会。
7月31日，敷仁同志致函民盟，揭露西安反动派当局暗杀罪行，要求审判正凶。
8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敷仁同志，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并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他感动地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同志为延安大学校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办好延安大学，为党培养了干部。
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干部中有不少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深得群众拥护，把毕生精力贡献于共产主义事业。
李敷仁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们缅怀他，纪念他，就要学习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他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更好地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献身于祖国的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