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官耳”何尝“耳”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七品官耳”何尝“耳”
陈正宽
当官当然有俸禄，这俸禄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工资。陶潜当彭泽令，一月是五斗米。明清时代，按照规定，县令属正七品，年俸银四十五两，平均月例，只四两银子不到。一县之长，管几万或十几万人，拿到的报酬，却只五斗米，或四两银，是养家够了，还是喂鸡够了呢？
出力那么大，所得那么少，而想当官的总挨不上号，这不奇了？却也不奇。在位谋“财”，近水楼台嘛。“三年清知府”，尚且“十万雪花银”，更何况“昏”“贪”乎？不信，瞧瞧《官场现形记》。所谓“清官”与“贪官”之别，好象一在于胸中有个“尺寸”，适可而止，不能没鼻子没脸；二在于当官总得有点抱负，在位谋点“正”，所谓“推恩任内，泽及鸟兽”便是。就中也有“民胞物与”的读书人，严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信条，一旦做官（所谓“达”），便执意做一番事业的。
人们熟知的例子，便是郑板桥。郑板桥是诗人，画家，书法家，又是进士，放的官只一个小小县令，咱们现在所谓的县、团级干部。怀才不遇，难免不平，所以刻印章“七品官耳”以自嘲。“耳”者，文言语气词也，当“罢了”讲。切莫轻看这“耳”字，一露不平之气，二现发愤之意。所以他不肯“罢了”，而是耿直厚重，为民请命，仆仆一生，馀力不遗，活脱脱画出一个清醒廉洁的封建官吏所能奉献于历史的一颗拳拳的心。“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正是老县令在位谋“正”的写照了。
问题似乎不在当官不当官，只在一个“当什么的官”和“怎样当官”上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之谓封建时代士大夫的抱负，也就是责任感，历史感。社会主义时代的干部，和封建官吏有质的区别，但也并非无某些可以借鉴之处。如果把今天的各级干部也称作是官，官者，管事的也，那也不错。邓小平同志再三讲过，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正是这意思。要是每一个干部，真打真地从心坎里意识到自己对党对人民所肩负的责任感，历史感，从而在位谋“正”，那不正之风刮得起来吗？
去年，薄一波同志在国务院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的讲话中，赠给了新党员三句话，第一句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第二句是孙中山的“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第三句是列宁的“清洗党内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党员的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
我想，以郑板桥那时身为“七品官耳”而自不“耳”，仍然尽职为民请命的那股精神和劲头，他如果生在今天是可以作一个好的领导干部的。这也正可以帮助身当其分的同志，加深理解薄一波同志赠言的另一个小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