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赤子心——纪念熊瑾玎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拳拳赤子心
——纪念熊瑾玎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谢筱迺
今年1月14日是熊瑾玎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同志在“四人帮”肆虐期间含愤辞世，噩耗传来，顿使我悲不自禁。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在他诞辰百年纪念之际，写这篇短文，以表达我对这位革命老人的敬重和怀念之情。
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熊瑾玎同志对党无限忠心，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一片赤忱，凡是同他共过事的人，凡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对他的为人十分仰慕和尊敬。几十年中，同志们对他一直以“熊老板”相称。它表达了对这位敬爱的领导、亲密的同志、尊敬的长辈的无比信赖和衷心爱戴。
最可信赖的同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正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的熊瑾玎被省、县两级的反动政府双重通缉，处境险恶。革命的挫折，环境的艰险，不仅没有使他动摇、退缩，反而更加激发起他的昂扬斗志，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信心。他到了汉口，经郭亮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革命道路上新的一页。
1928年4月，熊瑾玎同志在湖北省委作秘密工作期间，省委机关遭破坏。他转到上海，同李维汉等同志接上关系，之后便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担任党中央会计。中央让他负责建立政治局的秘密办公机关，他便以“商人”的面貌为掩护，在四马路天蟾舞台的后面租到一所二层楼房。挂上“福兴字号”的招牌，楼上就是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1928年秋，熊瑾玎同由汉口调来的他的助手朱端绶同志结为夫妻。在此期间，党中央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关向应、罗登贤、任弼时、彭湃、杨殷、陈赓等同志经常来这里活动。由于熊瑾玎夫妇的妥善照顾和周密防范，这所重要机关一直安全使用了三年多。直到1931年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才不得不停止使用。此外，为了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熊瑾玎同志还经手开办了三家酒店、一家钱庄；他还与毛泽民一起经营一所印刷厂，与曹子健一起经营一家洋货店，与钱之光一起经营一家织绸厂，并加入一家大的布店为股东，作为在必要时供中央临时开会、联络和接收信件之用。从这时开始，“熊老板”的称呼就闻名上海了。
1931年秋，熊瑾玎同志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2年秋，苏区遭挫后又回到上海，负责党中央内部交通工作。翌年4月8日，他到法租界给贺龙同志家属送生活费，不料此处已为敌人发现，遂为坐探所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判他八年徒刑。他于国学素有根底，在狱中也常吟诗以抒情明志。入狱时他写道：“年来身世感奔波，毕竟仓皇入网罗。漫道者番风味苦，辛酸尝尽见闻多。”未久，朱端绶同志亦不幸被捕，他闻知写道：“我已在缧绁，君胡入网罗。艰难应共任，患难喜同过。躯壳原无用，精神自不磨。愿持坚定性，战胜恶妖魔。”在狱中度过四十九岁生日时，他写道：“松柏耐岁寒，冰雪心可剖。困厄愈侵寻，精神愈抖擞。”过五十岁生日时又写道：“忌时被逮在羁囚，自不虚生更欣悦。男儿有幸未盖棺，前途进取谁能测。”这些诗句，充分反映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反映了他对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抗战爆发后，他终于9月由党组织营救出狱。计被囚四年又五个月。
熊老在一生中做了许多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工作，还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和党外进步朋友，是为党出了大力的。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恩来同志亲笔为熊瑾玎夫妇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给予他们的崇高而又公正的评价。
受命于危难之际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被迫同意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纸。于是我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7年底筹备于南京，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后又出版于重庆，直至1946年被迫停刊。熊瑾玎同志被派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从创办到被迫停刊的全过程。国民党反动派视新华日报为眼中钉、肉中刺，政治迫害，扣押稿件，物资封锁，经济控制，特务盯梢，甚至寻衅闹事，殴打人员，捣毁器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环境下出版报纸，实非易事。尤其是作为总经理的熊瑾玎，身上担子更重。他要负责报社机关的筹建，器材物资的采办，经费的供应，全报社人员的生活后勤保障，还要对付反动派的无理取闹。任务之艰巨，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熊瑾玎同志以他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机智巧妙的斗争艺术，出色非凡的管家理财本领，辛苦擘划，惨淡经营，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所交予的重任。这方面的情况，熊瑾玎自己写有数篇回忆，新华日报同人也多有回忆介绍，我就不再赘述了。
善于交友的楷模
熊瑾玎同志待人厚道、诚恳、热心，无论对党内同志，还是党外朋友，都是如此。因此，许多党外朋友尊敬他的为人，对他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这里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熊瑾玎在上海被捕，就有不少党外朋友出来帮忙。他的邻居唐锦涟挺身到庭作证，邻居都说熊瑾玎确实是商人，他们曾亲眼看见他打算盘算帐等等，这些与党毫无关系的人竟能不顾危险为他作证，使熊瑾玎大为感动，他写诗记其事：“自我遭突厄，惟君独劳神。任劳兼任怨，愁己复愁人。救护频输策，陈词竟挺身。古言真不爽，患难见交亲。”由于叛徒徐锡根到庭指认他是中共中央会计，国民党特务便要求法国巡捕房将熊瑾玎引渡移交他们处理，幸得史良律师相助，通过法租界著名律师董康据理力驳此议，国民党特务的诡计才未得逞，熊瑾玎同志也免于遇难。
新华日报办在国民党特务遍布，严密监视的重庆，寻址建馆，便是一大问题。因为把房子租给共产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熊瑾玎却通过各种关系，取得许多党外朋友的支持，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他陆续在虎头岩、庞家岩、民生路、化龙桥、沙坪坝、高峰寺等地分别建立起新华日报总馆、经理部、营业部、采访部、发行科和多处发行站，盖起了工作人员宿舍和托儿所。他还参与争取到饶国模（国民党的县长太太）的支持，将红岩的一幢三层小楼租给党中央南方局机关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作办公之用。这里就是现在红岩纪念馆的所在地。再如，办报最紧要的物资是纸张。当时重庆市面纸张十分短缺，国民党又百般刁难，实行封锁，企图断我纸源，迫使新华日报停刊，而新华日报每天需纸至少要四五十令，为了保证纸张供应，熊瑾玎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同国民党进行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特别是他设法取得了一批进步纸商和党外朋友的支持，采取代我购纸、合办纸厂、自己办纸厂等多种形式，顺利地解决了纸张供应这个大难题。当时报社的纸张供应不仅从未间断过一天，而且还保证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印刷进步书刊的用纸需要。最可笑的是，连堂堂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张经理有一次也来向“熊老板”借纸救急，“熊老板”慨然允诺，事后也不催还，利用这个机会借“中央日报”的铜模铸了一整套标题字，改善了新华日报的版面。此外，熊瑾玎还结交了一批党外的工商业界人士，如办酒精厂的任宗德先生、湖南省银行重庆市分行经理楚湘汇先生、中国矿业公司总经理鲁自诚（鸣三）先生等。熊瑾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办好企业，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派得力能干的同志前去协助，使他们的企业大为发展。他们也常常在资金和物资上给新华日报以支持和帮助。如熊瑾玎同志帮助楚湘汇利用国民党上层关系，搞到了炼汽油、煤油、柴油等的原料——桐油的长期供应许可证和向“四行”的优惠贷款，作为我党领导办起的兴华炼油厂的资金。该厂将炼成的汽油、煤油和柴油等通过秘密渠道经常供应新华日报汽车、照明和印报发动机等用，以对付国民党的突然停电和停止供油破坏出报的阴谋。终于能够完成按时出报的任务。这些党领导办的企业还起到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的作用。熊瑾玎同志结交的这批党外朋友，许多长期与我党保持良好关系，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楚湘汇），不少人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善交朋友，以争取对革命事业更广大同情和支持方面，熊瑾玎同志也堪称楷模。
革命情深
熊瑾玎同志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周恩来、徐特立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其中与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同志交谊尤深。
早在1928年，熊瑾玎夫妇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同志对他们十分信赖。他们也不负党的期望，出色完成了任务。他们结婚那天，周恩来亲往祝贺，喝了许多酒。1937年，周恩来同志知道熊瑾玎在上海被捕的事，立即派毛泽民、钱希均前往营救，通过章士钊作保，被释出狱。1940年熊瑾玎夫妇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因工作紧张，把两个小孩放到卢县宋美龄办的保育院抚养。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决定将孩子接回，送到延安去抚养。1946年孩子长大，从延安到重庆，周恩来把两个孩子当面交给熊瑾玎夫妇说：这两个孩子是我送去延安的，现在完好地交还你们了！这使熊瑾玎夫妇感动得热泪盈眶。解放以后，周恩来同志尽管日理万机，工作很忙，还时时关心他们。1966年元旦的中午，龙飞虎、童小鹏同志请总理吃红烧狮子头。总理问起来，才知道当天正好是熊瑾玎同志八十寿辰。处理完公务，晚上他带着两瓶邓小平同志送他的绍兴花雕陈酒，亲去熊瑾玎家中祝寿。见面之后，问寒问暖，十分关切。1973年1月，熊瑾玎同志病危住院。周总理知道后便让秘书打电话给医院，并派去自己的大夫前去会诊。病情恶化后，周总理马上前去医院看望，见面时熊瑾玎已不能说话。总理忙问朱端绶；熊瑾玎同志留下什么话没有？朱端绶递给总理一张纸条，是熊瑾玎留给总理的两句遗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这是他逝世前最后的心愿。1月24日，他溘然谢世。周总理当时处境虽不好，但还是尽力对熊瑾玎的后事以及朱端绶同志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
熊瑾玎同志与徐特立老人，也有着数十年革命交谊。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与徐老特立，有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同志关系。”徐特立老人是熊瑾玎参加革命活动初期的引路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他们之间保持了数十年之久，直至两人都已入耄耋之年，亦不曾稍减。在熊瑾玎逝世后由朱端绶同志收集整理的《熊瑾玎诗草》中，仅怀念“徐师”的就有不下十首之多。如1927年徐特立由法国归来不久，因受反动派追捕而不得不出逃，他即写诗表示思念之情：“坚定惟师独不惭，海天归罢又征骖。胸中我亦藏兵甲，恨不追随到岭南。”后因不知徐师消息，十分挂念，又写道：“师弟嗟离散，芸窗废琢磨。北来心荡漾，南望泪滂沱。消息无由问，安危果若何？几时重面命，改造旧山河！？”不久又获得徐特立消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昨霄有客话东篱，备说先生一段奇。不为时艰消壮志，尚余卢术补疮痍。云山易灭原无碍，真理难磨自有基。惟祝晚朝能健饭，为从海上待机宜。”建国以后数十年中，他们之间交好如初。他在《徐师特立邀游颐和园》一诗中表述得惟妙惟肖：“七十翁随八十翁，颐和园里寄游踪。亦趋亦步今犹昔，共踏湖桥夕阳红。”
熊瑾玎同志热心宣传徐特立老人的革命事迹，在全国影响很大。1947年初徐老七十岁时，熊瑾玎曾应《晋绥日报》之约，写了《我们的师表》一文发表（延安解放日报也同时发表）。1958年秋，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写了《徐特立老爷爷的故事》一书，深受儿童们欢迎，发行七十多万册。1959年冬，又应工人出版社之约，写了《革命老人徐特立》一书，也深为人们喜爱，发行八十多万册。此后，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纷纷邀请他宣传介绍徐老革命事迹，还常有青年或师生到他家中访问，他都乐此不疲。有人称他为“徐老专家”。
顾大局讲团结诲人不倦
熊瑾玎同志经常讲，干革命要顾全大局，团结党内外同志和朋友，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他言传身教，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记得1945年在重庆，有一次，在党办企业兴华油脂公司的盈利分配问题上，熊老同我有了分歧意见。熊老主张除大部分上交给党作经费外，可分赠一些给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我则坚持要全部上交给党。熊老既严肃而又和蔼地对我进行说服工作，循循善诱地指出：“你是好心但不是好意（好主意）”，你要“搞通思想”（熊瑾玎同志的口头禅），要懂得团结更多的朋友，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共同奋斗，这是个大局。不要只看到那几个钱。何况炼油厂赚的钱，也是利用国民党的资金和原材料而得来的。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口服心服。
还有一次，熊老和我又在一个犯了点贪污错误的同志能不能用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我同样以偏激的情绪要开除他。而熊老则主张要看他的全部历史而不看一时一事，要看到他的主流是一贯努力工作的，犯错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是可以通过教育使其认识错误吸取教训的。这样可团结他继续共同工作，为我们保留一个力量。他还着重讲了，我们处理这类问题，还是要讲点“恕道”的道理。
1955年，熊老生病住院，当时急需水解蛋白注射剂，而北京又无此药。我十分焦急，立即从外地买来送给他。不料，就是这点作学生的微薄之意，竟也使熊老长久系挂在心。三年之后的1958年，熊老以苍劲的笔力，书写了一个横幅给我。我一直把它珍藏着，当作熊老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今天，我将其恭录于此，以示对熊老追念之情：“筱迺见我病可哀，急需外药来挽回。水解蛋白注射剂，五天即行航寄来。一文不取全赠送，说表敬老之微怀。我与筱迺共事仅数载，阶级友爱之情真是笃矣哉！惟祝筱迺工作更顺利，对外事业得见大展开！”
当年，熊瑾玎同志怀念徐老时，曾经说，徐老对于他，既是领导，也是师长，也是同志。今天，我怀念熊老，我想，我也可以借用熊老的话来说，熊瑾玎同志之对于我，同样既是领导，也是师长，也是同志。我一定要学习他对党的一片赤诚，学习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