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深刻变革的理论概括——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农村深刻变革的理论概括
——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高宏凡
杜润生同志著《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着重论述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和农业技术改革。这些都是新时期的新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有些是相当犀利透辟的。
一、推行家庭承包制，势必触及对合作化的评价。否则，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就无从谈起。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合作化？在本书中，作者肯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成就：初步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避免了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这些成就表明，实行合作化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作者同时指出了长期以来我国合作化的一个根本性弱点：忽略或无视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合作化几次出现“左”倾，强行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造成破坏，就是这一弱点的明显表现。作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揭示了它所表现的“左”的危害性。
本书这一深刻分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变小私有制为公有制，最终要靠新的社会化物质条件的形成，而这种条件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与此相适应，合作化也不应理解为一次性变革，而应由一系列中间环节相互衔接，逐步过渡。这些中间环节的选择，要既有利于原有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新生产力的创造。这就是说，要把是否推动生产发展作为合作制形式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志。
作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如果只简单地把原有的家庭经济合并一起，实行的又是过于集中的劳动制度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就会连小农精耕细作的效益都保持不住，只能引起生产力停滞甚至下降。合作组织的缺陷就在于此。因此，必须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二、家庭承包制采取家庭经营方式，引起了对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议论。
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生产积极性：个体经济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为鼓励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对个体经济积极性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持否定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个体经济积极性”是否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则是一个没有深入研究的课题。过去把个体劳动方式及与此相关的分配方式几乎全部摒弃，“大呼隆”、“大锅饭”由此而产生。
有两个公认的事实引起作者重视：自留地都是高产田，农民几次要求包产到户。作者认为，“这两个信号反映出农民对家庭经营的深情留恋，从而使我们受到启发，重新考虑如何在合作制中利用家庭经营这种形式。”
在这里，作者把“个体经济”与“家庭经营”加以区别。个体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种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趋势不相适应，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家庭经营，则是一种经营方式。它可以容纳不同的所有制，从封建制、小私有制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这种区别，对于我们正确利用家庭经营形式是必要的。
作者指出，利用这种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家庭协力、积累在个人手中的技术经验和分散在各户的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现有条件下，如果废弃不用，是不经济的。这样就产生了把家庭经营纳入合作经济结构，使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联结起来，构成双重经营结构的体制，形成近年来农村进行的深刻变革。对个体经济来说，这是改革了它的私有制内容而利用它的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对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的新肯定。通过利用，把八亿农民生产积极性引导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
作者认为，新体制“把高级社的优点吸取了，缺点改正了，又把家庭经济的局限性突破了，把它的长处保留了”。它构成中国式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一个发展阶段。
当然，作者并不回避今天的家庭经营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有农民私有经济的痕迹，但土地的公有制，统一经营的存在，社会主义工商金融业的强大制约作用，使这种形式必然服务于社会主义农业的需要。他强调，农民选择这种形式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动摇，而是对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判。
三、农村经济要通过多种形式发展，是作者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我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极不统一，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不拘一格，形式多种多样，让它们相互比较，存利去弊，融合、淘汰、完善。“只有不拘一格才能够有高度的适应性”。
多样化观点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就是：在坚持合作化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存在，使劳力、资金、技术有多种组合方式。即使某些雇工经营，由于吸收合作经济的一些办法，又受社会主义支配，就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不排斥某些低级的、过渡的、适合群众水平的形式，哪怕是不稳定的、性质不甚明确的、不完善的形式。
多样化观点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就是公有化是由一系列中间环节交替出现的过程，其间，必然出现多种变通形式。比如，承包制的统分结合系数会有较大的弹性；生产资料公有化会呈现不同的水平；联合是否触动所有权，允许有较大的机动；集资企业可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按股分红。作者提出，不要怕在新生产关系中遗留有旧的社会关系的痕迹，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典型的最完全的形式，需要在社会生产高度发达之后才会形成”。
多样化观点还表现为合作经济体系的多样化。供销社、信用社、服务机构、乡镇企业、国营农场等等，各系统实行多种多样的联合，不求一律，从而形成多种形式、多种结构的合作网络。
此外，本书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农业技术结构和技术改革途径的多样化也有所论述。
发展的多样化，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示了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外界极其复杂的结构，使主观与客观一致，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密切结合。一句话：要彻底地从实际出发。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最大弊病之一，就是惯于推行一种模式，惯于一刀切。作者关于多样化的观点，是纠正一刀切弊病的正确对策，是迅速发展农村经济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