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快出好书 提高社会效益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多出快出好书 提高社会效益
田耕
我们北京出版社是一个有近三十年历史的综合性地方出版社，下属六个专业社。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应当用好的产品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同时，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去，大量劣质武侠、古旧小说泛滥时，我们没出。近两年多来，又有一阵风向我们袭来。如《三侠五义》充斥图书市场时，有人建议我们出《济公传》；早些时候，一位新武侠小说作家曾向我们探询，能否出版他的全部著作；外省一个图书发行公司准备花钱买我们的书号，出版一部武侠小说。对于这些作法，我们都抵制了。我们认为，出版社要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这是崇高的历史使命。不要小看版权页上所署的小小的书刊号，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权力的标志。我们要珍惜这个权力，使用好这个权力。而且，一个出版社创牌子不易，砸牌子不难，滥出低质量的书，虽然眼前赚了几个钱，却影响了出版社的信誉。为此，我们近几年注意提高图书质量，坚持在质量第一的基础上求多、求快，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我们的作法是：
一、多出社会效益好受读者欢迎的图书。
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我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中篇小说评奖时，名列第一；全国中学生选举最爱读的图书时，得票数遥遥领先；单行本印数达到一百五十六万册。广大读者和文艺评论界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的优秀作品。因此，《花环》在取得了极为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样，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北国草》也都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受到读者欢迎的图书，前者还被新华书店列为当年的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此外，陈庆华主编的《近代中国简史》，立论较严谨，史料较丰富，通俗易懂，连印了几版都供不应求。
二、狠抓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图书。
一个出版社不仅要出一些读者急需的图书，还应当出水平高，在书架上站得住，被读者和书店列为常备和必备的图书，更应当出，一些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以至于传之后世的图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注意摸索编辑、出版诸方面的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作出自己的努力。
长篇小说是代表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主要品种。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们吃了鸭蛋，受到刺激，决心奋起直追。这几年，我们连续召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创办《长篇小说》丛刊和北京长篇小说丛书，《十月》也注意扶持长篇。至今，我社已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优秀的长篇作品。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们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三部获奖作品中，《黄河东流去》和《沉重的翅膀》都是我社出版或发表的（《沉重的翅膀》先在《十月》发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单行本）。我们决心坚持下去，多出几部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长篇小说。
出好书，还必须有赶超先进的勇气和信心。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多年来古汉语教学的权威教材，但我们又出版了北京大学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由王力审定）。我们认为这套书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写得浅近、系统；三是选文精粹。这部书出版后，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被一些院校和电大列为教材。
出好书，不能怕赔钱。如《徐悲鸿画册》，出一集原来预计要赔数万元，但对于艺术价值较高的书，我们舍得赔。又如我们出的古籍书，绝大多数是赔钱的，但仍坚持出。其中《日下旧闻考》计一百五十万字，印数只有几千册，但这是记载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的图书中，规模最大的一种，为旅游、城建、园林、文物、北京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知识，赔也值得。
当然，出赔钱书时，要注意不超过本社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北京出版社和下属六个专业社在财务上是统一收支的，所以经济上回旋余地较大。这也为我们出有价值而又亏损的书提供了便利。
三、在特色上下功夫。
创地方特色。北京是几代都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我们以北京古籍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北京古籍丛书》，集中出有关北京史地方面的著作。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画册《北京风光》和反映首都人民生活的大型画册《北京》。
创时代特色。这几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社会上掀起了学外语、学新生事物的热潮。我们及时编辑出版了许多学习外语的图书，很受欢迎。最近我们还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介绍新兴学科的《教育经济学》一书。为了配合对广大青年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我们出版了多种读物，其中《近代中国简史》、《马克思的伟大一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三种，都被评为全国优秀通俗政治理论读物。
创品种特色。在文学方面，我们把小说列为重点品种。全国三次评选中篇小说奖，在四十多篇得奖作品中，《十月》就有十四篇。我社出版的《语文小丛书》、《阅读和欣赏》、《外国文学知识小丛书》、人物传记，各种实用手册、工具书、词典等，在读者中也享有一定声誉。
几年来，我们能作到以上几点，主要是市委领导对我们抓得比较紧，在贯彻中央的出版方针上，经常对我们进行具体帮助。从出版社自身来讲，一是领导班子的头脑清醒，指导思想明确；二是中层干部认识比较统一；三是编辑人员都关心图书质量，对每部书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事先都作预测。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向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的好书。
（作者是北京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