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
——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
胡乔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终身为人民民主、民族解放、社会改革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杰出革命家，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主要先驱者之一胡愈之同志不幸因病逝世，这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一位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感到十分悲痛。
愈之同志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十八岁就辍学步入社会，刻苦自学。他长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很早就接受了新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工人运动的洗礼，并且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和社会斗争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是我国早期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第一次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五卅”反帝运动。在运动中他和“商务”的职工共同编辑出版了《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同时，他还专门组织出版《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撰写了《五卅事件纪实》一文，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进程。这充分说明，在这场激烈的革命斗争中，他是完完全全地站在工人群众一边的。
愈之同志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时候。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市郊，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这一天中午，“商务”放工的钟声一直拉个不停。这是起义的信号。他见到工人们迅速拿起武器，开始向指定地点冲击，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只隔了二十二天，反革命政变就把革命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4月13日下午，他见到反动派在宝山路对工人群众进行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情景，心中激起无比愤怒。当天晚上，他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信中说：“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天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他邀集郑振铎等人签名，将这封抗议信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并在《商报》上发表。
愈之同志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法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是“宁汉合流”，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由于他写过信抗议蒋介石的暴行，必然遭到反动派的忌恨。1928年初，他流亡到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法国也是一片萧条。资本主义的现实景象，使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图书馆非常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思想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多次说：“这可算是我在法国的最大收获。”从法国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写下了名著《莫斯科印象记》。书中说：“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别人求乞而生存。”他从正反的比较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愈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包括我党早期重要党员沈雁冰、杨贤江等，受到他们许多教益。1931年从法国回到上海后，他积极地靠拢党，努力为党工作，在实践中接受党的考验和了解。1933年9月，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努力工作。当时上海正处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中心，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进步书刊遭到严重的摧残。愈之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想方设法打开宣传局面，占领宣传阵地。他曾在一个短期间主编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他积极筹办并亲自主编至今还在继续出版的我国最早的通俗国际问题刊物《世界知识》。并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是这个时期他在出版事业方面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是支持和帮助邹韬奋同志办好《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在韬奋接受了愈之同志的主张之后，《生活周刊》开始宣传反蒋抗日的言论，面貌为之一新，发行量也大大增加，成为直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强有力的舆论阵地。这当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不满，因而《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封闭的可能。于是，愈之同志又协助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巩固和扩大进步文化的阵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书籍和其他刊物。他还协助韬奋起草了生活书店章程，并在1933年进一步协助韬奋把生活书店改组成一个生产合作社，规定了成套的经营管理原则，使生活书店的组织形式更适合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需要。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了大量的革命和进步书刊，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愈之同志从没有担任生活书店的任何职务，只是默默地勤奋地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品格的高尚。
愈之同志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和帮助沈钧儒先生等建立救国会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已越过长城，侵入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愈之同志深深认识到，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力量，才能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因此，他就同沈老、韬奋等人，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经常邀请一些文化界人士在一起聚会，共同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救亡的道路，积极酝酿首先在上海文化界发起成立救国会组织。一二九运动促使上海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到了1936年“一·二八”四周年的时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在这期间愈之同志虽曾因环境险恶，一度离开上海到香港，但是所有熟悉上海救亡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愈之同志在这一运动中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愈之同志在救国会中也没担任什么职务，仍是默默地勤奋地工作，这就是愈之同志的一贯作风。
愈之同志是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愈之同志受命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宣传动员工作。他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到桂林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的一块绿洲。1941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他按党的指示撤离桂林到香港，接着经周恩来同志指示，到新加坡开辟海外抗日宣传阵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协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抗战胜利后，他在新加坡积极开展活动，向东南亚华侨宣传和平民主、争取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思想，为发展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在海外工作和战斗达八年之久，坚定地自觉地执行党的指示，为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愈之同志总是以开拓式的思路和毅力去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他知识丰富，思想开阔。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张反映知识分子要求的报纸《光明日报》，并在担任出版总署署长期间，创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革命进步书刊和知识性读物。他在发展人民外交，推进世界语工作和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他长期主持中国民主同盟的实际工作，在工作中忠实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善于和党外同志合作，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敢于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说话，为民盟的进步和发展，开创工作新局面，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又担任副委员长，勇于提出利国利民的建议，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政权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愈之同志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好榜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精神振奋，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他在逝世前不久还撰文说：在新的1986年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坚持改革，开拓前进；二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他年事已高，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国家大事。他特别注意扶持年轻的同志承担第一线的工作，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整党开始后，他多次表示要对自己一生作一个总结，哪些事是做对了的，哪些事是做错了的，对党好有个交待。他一生从不谈自己在历史上的功绩。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要求，口述了六万多字的历史资料，其中除了叙述个人的历史经历外，更多的是总结自己的不足。他说：“这就算是我在整党中交给党的一份个人总结。”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愈之同志的一生，是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他无愧于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称号。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