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与人照肝胆 见义轻风浪
——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
楚图南
胡愈之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失去了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我国的文化出版界失去了一位谦虚厚重的先驱开拓者和前辈。我个人失去了一位多年肝胆相照的挚友和兄长。
1月4日下午，我听说愈之同志因感冒发烧住院，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见到我很兴奋，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怕他过于疲劳，相约等他病好后再谈。不料我离开医院后不久，就传来他昏迷病危的消息，终因抢救无效，以九十高龄与世长辞。这样我和愈之同志的相约竟成永诀！
我对愈之同志的逝世是十分悲痛的，对他一生的高风亮节是十分景仰的。十年动乱之后，赵朴初同志在题赠愈之同志的诗中的两句：“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是对他革命精神和品质的最好写照。
愈之同志是我国现代史上许许多多杰出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早在与他相识之前，他在发展我国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上所作的许多开创性工作，他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这当中所表现出的勇于献身的精神，都使我十分钦佩。后来，我们终于经常在一起工作，一起分担辛劳忧患，一起促膝谈心。在相当长的一段相处和共同工作的时期中，愈之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愈之同志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正是从这条战线上，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他从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练习生开始走上社会，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那里，他什么事情都干。编书之外，还学习世界语，并成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在商务印书馆，他还搞翻译，跑印刷厂，搞校对，他把这些都当作是对自己很好的锻炼。在这个岗位上，他接触了许多新知识，不时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新情况。从此，他从编辑《东方杂志》开始，以他卓越的才能、不断开拓的精神，为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心血。他在所主编的《世界知识》创刊词中首先提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口号。他和邹韬奋共同主持的《生活周刊》，他推动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以及以后在南洋由他主办的《风下》周刊等，都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播进步和民主的声音，影响深远，传为我国现代文化出版史上的佳话。当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生活周刊》原来是韬奋主办的一个指导职业教育的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广为读者所欢迎。以后由愈之同志与韬奋共同主持，使周刊紧密联系社会的现实斗争，被看作是一个议论国家民族大事而又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影响更大大增加了。大家公认《生活周刊》办出了新的特色，这个特色，与愈之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从我与愈之同志接触当中，我深深体会到，他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善于以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去影响周围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总是设身处地为同志们着想。这些都是愈之同志突出的优点。因此和他一道工作，即使任务繁重，也能胜任愉快，而且富有成果。
愈之同志是1933年入党的。在那以前，他已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此后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敌后，常常要独当一面地面对复杂的斗争局面，愈之同志都能从容不迫、不屈不挠地坚守岗位，特别可贵的是，他具有完成任务所需要的高度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在所有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愈之同志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争取党的领导和支持，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和各方面的朋友，带动和组织大家一起去争取斗争的胜利。1935年，党中央还在长征途中，白区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愈之同志在上海积极发起组织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他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一些领导人一起，通过组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正是这一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于同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愈之同志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救国入狱”运动，并陪宋庆龄等亲赴苏州自请入狱。正是通过这些活动，起到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真面目的作用，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就是这样，愈之同志长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勇于负责，积极主动，并以他卓越的斗争艺术，在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全国解放前夕，我和愈之同志在河北老解放区平山县相遇。我们一起在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学习，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此后又长期在一起工作。从此开始，我对愈之同志以大局为重，工作不畏繁剧、勇于任事的优秀品质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据我所知，早在愈之同志刚刚从香港到达解放区时，就向周恩来同志表达了希望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恩来同志和他谈了一个通宵，说明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愈之同志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愈之同志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的嘱托，更有效地不断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岗位上立了新功。愈之同志一贯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他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民盟的工作就是知识分子工作，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知识分子，我们的依靠力量也是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愈之同志多次说，我们民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党派，团结着一大批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这批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充分发挥同志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他这样讲，而且身体力行。尽管他已年过八旬，却不停地思考。他想得很多、很深。近年来，愈之同志在协助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积极提出建议，在各种场合对阻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现象提出批评。为推动民盟的工作，为开创新局面，为教育改革，以及积极开展面向社会的智力服务等方面，他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愈之同志好学深思，视野广阔，具有开拓精神，这些优点，民盟的同志们一定会当作愈之同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加以珍惜。
我们要学习愈之同志的民主作风，学习他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愈之同志长期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善于团结同志的民主作风。他广泛联系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和他们交朋友。他知识渊博，却平易近人，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他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盟内外许多同志，其中有不少大知识分子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了解知识分子和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很有益处的。即使在日常工作中，如搞一个文件，他也是这样，先提出意见，发动有关同志一起来讨论，集思广益，即使一般干部的意见，也能得到尊重。
在十年动乱时期，愈之同志和很多老同志一样，也处在逆境之中。但是他并不因此忘记同志和战友。长期在民盟工作的闵刚侯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因病早逝，愈之同志多次去看望重病中的闵刚侯同志，并在刚侯同志逝世后，关心照顾其家属和子女。
对当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些老同志，愈之同志总是带去革命的情谊。他不顾当时的“舆论”，去看望过无人过问的沈雁冰同志，并利用一切机会反映沈雁冰同志的正当要求，使沈雁冰同志的问题受到重视。
再如冯雪峰同志逝世以后，“四人帮”的大小喽罗不准开追悼会，最初的治丧方案中，甚至不许称呼冯雪峰同志，又是愈之同志仗义执言，奔走呼吁，总算为当时举行的告别仪式争得了准用“冯雪峰同志”的名义。
更令人难忘的是，备受迫害的杨之华同志病危，被从隔离的监狱中转移到阜外医院。愈之同志闻讯后，不顾一切赶到医院，向这位含冤蒙辱的老同志致以最诚恳的慰问。
我自己在“文革”期间，由于对外文委已被军管，我被迫靠边站、并隔离审查，最后下放到干校。但是在困境中，我始终得到愈之同志的关怀和帮助。即使在我失去行动自由时，愈之同志也总是要设法找到我的老伴，关切地询问情况，和给予我种种忠告。当我的处境稍有好转后，愈之同志和我又经常互相走访，交换各种看法和意见。特别在“文革”的混乱时期，愈之同志忧心忡忡约同杨东莼同志和周士钊同志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士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但愈之同志并不灰心。仍然关心国事、关心同志们的遭遇。一直到了“四人帮”覆灭，我们才额手相庆。每当想到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往事，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的。赵朴初同志说愈之同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在我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切身的体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愈之同志痛感一言堂的教训深刻，更加不遗余力地提倡发扬民主。几年来，他多次与我和其他同志谈起，想搞一个“群言堂”，组织各方面同志发表议论，同时办一个出版社，出书、出刊物，总之，是用民主的办法，反映知识分子的声音。他还利用许多场合为此呼吁。在他亲自关怀下，经过许多同志努力，终于促成了《群言》杂志的公开出版发行。
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受到“左”的影响很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愈之同志代表盟中央做工作报告，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愈之同志在谈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问题时，离开稿子公开向在反右扩大化中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们表示道歉。他这种勇于负责、勇于自我批评的诚恳态度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实际上这是出自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尤为值得学习和发扬。
我们还要学习愈之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好作风、好品质。愈之同志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身居高位却没有一点官气，他从来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表现，他所表现出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本色、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以为，这也正是愈之同志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的一个重要方面。
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而奋斗一生的战士，我们敬爱的胡愈之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附图片）
1950年，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葛力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