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律常识的各个层次结合起来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专论

把法律常识的各个层次结合起来
刘瀚
法律常识是一种知识，知识都有它的结构，结构都有不同的层次。因而，在普及法律常识活动中，应注意法律常识的结构层次，并使之紧密结合，才能使每个公民都能由浅入深、由少到多掌握必需的法律常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法律常识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形象化的知识。以典型案例或其他法律常识为内容的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画报、展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层次的知识，传播面广量大，迅速及时，生动活泼，而且多是在休息、娱乐的同时接受知识，有潜移默化、易为人们所接受等优点。一般人从小接触法律常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这一层次的法律常识，比较零散，往往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电影《少年犯》中的犯人，都是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其中还有杀人犯，为什么判刑都比较轻？没有学过《刑法》的人，就不知道这是《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了解了这些规定，就懂得了不满十四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触犯了刑律，家长或监护人确实管教不了，且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才收容教养。《刑法》第四十四条还规定，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体现了我们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怀，体现了对少年犯一贯坚持的“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普及法律常识，单靠形象化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
二、法律条文知识。这是各项法律规定本身，也是普及法律常识的主体内容。由于我国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制定时已考虑到要便于公民学习、掌握、运用，文字表述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准确鲜明、逻辑严谨，对专门名词、法言法语以及可能会产生误解的地方，都在有关条文或起草报告中加以限定或说明，有的还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因此，有阅读能力的公民，一般可以看懂。我国的法律，在正式通过之后，都要在公报、会刊和报纸上及时公布，然后又出版单行本、选编本、汇编本，所以，对有阅读能力的公民，特别是对各级干部来说，掌握法律条文知识是有便利条件的。但法律条文比较枯燥，而且数量很大，又在不断增加，没有学习法律常识的自觉性，就很难集中精力，一条一条地读完一项法律。所以，在普法活动中，采取宣讲的方式是一个好办法。宣讲的效果要好，一是要有重点；二是要有实际材料；三是要有针对性。在宣讲的基础上，每个公民还要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工作需要，不仅一般地、而且要熟练地掌握与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关系最密切、经常要运用的有关法律的内容。如国家税务干部、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就要在学习宪法、刑法、诉讼法、经济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同时，熟练地掌握有关税收和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规。从事生产、经营，需要依法纳税的公民，也必须学习上述有关法规，并自觉遵守，这样，偷税、漏税、抗税的问题自然会大大减少。又如每年春节期间，赌博或变相赌博的较多，这就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的有关规定，使公民懂得，一般的赌博，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经教育不改的，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要给予刑事制裁。
如果人人都能掌握必须掌握的法律条文知识，都做应该做的事，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社会治安状况便会根本好转，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有了保证。
三、法律基本理论知识。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只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真正认识某一事物。对法律这一事物的认识，也只有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合法。普法活动进一步的目的，是要普遍提高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牢固树立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待别人去宣传、讲解，他都会主动积极地去学习法律常识；不待别人去引导、教育，他都会严格依法办事。例如前面提到的电影《少年犯》，许多少年都看了，而且知道盗窃、杀人等等是犯罪，要判刑，但少年中，仍有人明知故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懂得各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给自己和家长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懂得国家为什么要健全法制、为什么要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道理。就是说，他们没有最基本的法律理论知识，没有培养起起码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再如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本应带头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但是，在他们中间仍有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索贿受贿、贪污盗窃、参与或支持投机诈骗等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行为，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在政治上败坏了国家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是他们不知道有关法律的规定吗？不是。如去年揭露的制造、销售假药，假冒商标和在食品中掺杂使假的违法犯罪牵涉到的一些干部，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药品管理法》、《商标法》、《食品卫生法》（试行）和《刑法》的有关规定，而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太薄弱，把严肃的法律不当一回事。所以，中央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普法规划，都明确指出，普及法律常识的第一个重点对象，就是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学多一点，学深一点。
这里的“多”和“深”，不仅指法律条文知识，而且还包括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处于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同志，在主要依靠政策办事过渡到既要依靠政策，又要依靠法律办事的情况下，在他们面临的大量经济、文教、科技及其他社会事务都要依法指导、规划、管理、服务的情况下，没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显然是不能适应需要的。而要提高法律意识，就要在既“多”且“深”地掌握法律条文知识的同时，既“多”且“深”地掌握法律基本理论知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在普法活动中，形象化的知识，侧重于生动直观的教育，可以引起人们学习法律常识的兴趣，并在某些方面给人们以生动深刻的印象；条文知识是普法的主要内容，可以使人们直接掌握行为规范，知其所趋，知其所避，使自己的行为合法，不去违法，更不去犯罪；基本理论知识，则侧重于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从根本上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因此，应该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